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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许是刘伯承与小叶丹歃血结盟的故事太过引人入胜,历史的聚光灯便有些忽略了故事的前前后后。在故事的“前传”里,刘伯承、聂荣臻率领的红军先遣队突破了彝民设下的天罗地网,留下一段过海如履平地的“神兵”的传说。
在故事的“后篇”里,“冕宁县抗捐军”在红军走后遭到彝族奴隶主武装疯狂报复。小叶丹也被国民党追究所谓的罪责,他被迫交出了一万二千两白银和一百二十头适龄母羊,宁肯倾家荡产却不肯交出“中国夷民红军沽鸡支队”的队旗。
民族政策冲破黑彝布下的“网”
刘伯承、聂荣臻率领的红军先遣队,最先就闯进了黑彝家支武装设下的“网”。
先遣队前卫连刚到喇嘛房,就被手执棍棒、土枪的彝民堵住了去路。他们“啊呼!啊呼!”吆喝着,人越聚越多。红军工作团的冯文彬带着通司(翻译)上去答话,一个小头目说:“娃娃们要点钱让你们通过。”冯文彬问:“要多少?”“要200个银元。”红军马上给他们200个银元。一会儿,又来了一群彝民要钱,说刚才给的是罗洪家支的,他们是果基家支的,红军又给了200个银元。正在交涉之际,后面来人报告,工兵连遭到袭击,抓去的人在被剥光了衣服以后全部放回来了。沿途树林中又有人放冷枪,红军战士严格执行纪律,一概没有还击。
行至桃树沟,四面山上吼声不断,枪声更激烈,号兵吹军号,部队停止前进。刘、聂登高观察,前面是果基家,东面是倮伍家(还有果基家支),后面是罗洪家,红军陷入被包围的境地。刘、聂请懂彝话的几个向导向彝民喊话,作宣传解释,说明红军来此,只是借道过路,决不长驻。
据凉山州史志办所编《红军长征过凉山》一书所述:“喊了很久的话不见效,在进退不能的情况下,红军忍痛对空还击,把对方打退下去。红军从海子包包向后面的毛桃树沟发射两发炮弹,以三挺机枪掩护向东南反击,有6名红军战士泅渡过幽深神秘的彝海,端起冲锋枪打到山顶——在当地老人中留下红军过海像走平地,是‘神兵’的传说。一支红军向南反击,彝民没有见过‘枪不进’、在水中如履平地的‘神兵’,没见过威力无比而又神奇的翻山‘找人炮’和以一当十的自动武器机枪和冲锋枪,林间枪声停止,彝族武装四散而逃。”
其他黑彝家支远离出事地点,打了红军可以一走了之,而果基小叶丹家就在出事地,他无法置身事外。
就在此时,红军一直坚持的民族团结政策终于开始发挥作用。据沈建国介绍,他从小听老人们讲,当时红军过彝区十分注意纪律,连喝老乡几碗水也要丢上个银元作报酬。红军的这些所作所为自然会传到小叶丹的耳朵里,加上小叶丹熟通汉话,他听懂了眼前这些红军们的喊话,于是派精通汉语的随身娃子沙玛尔各去红军那里探听情况。
下面的故事就是传为佳话的刘伯承与小叶丹在彝海边以水代酒、歃血结盟的一段了。由于读者们对这段历史已太过熟悉,我们这里不再详细描写。
结盟之后,由于此时天色已晚,红军决定先返回30里外的大桥镇宿营。刘伯承邀请果基小叶丹一同到大桥。红军把大桥镇上商家所有的酒都买来,宴请小叶丹。
此时,小叶丹心中也许又有了新的念头。由于争地盘、争财产,果基家支与罗洪家支长年不和,械斗不断。据《红军长征过凉山》一书所写:“果基小叶丹想借红军的大部队,打平冤家对头罗洪作一。”刘伯承在席间向小叶丹宣传了革命道理:“彝族内部要团结,不要打冤家,要和好;汉族彝族是一家,不要隔阂,要共同对付军阀刘文辉。”然后,刘伯承代表红军将一面写有“中国夷民红军沽鸡支队”的红旗授予果基小叶丹。
就这样,与红军结盟了的小叶丹一路护送红军主力顺利通过了彝民区。
抗捐军遭到
彝族奴隶主武装暗算
不过,这个故事还有一个较少有人知道的尾声。前文我们提到,红军在冕宁组织了农民地方武装抗捐军。那么,这支抗捐军的命运怎么样了呢?
由李志华主编的《红军长征过凉山》一书,对此有专节介绍,下面我们全文摘录如下:
红军离开冕宁后,中共冕宁县委工委考虑到薛岳、刘文辉、邓秀廷等各路敌军将至,无法坚守县城,便决定率抗捐军向北转移。这时,红军部队留下的红军游击队约100多人,由队长刘彬率领,驻冕宁城外小堡。5月26日上午,抗捐军到达小堡,与红军游击队合编,合编后仍称抗捐军。次日,抗捐军到达冕宁大桥镇。当时,红九军团还有一部分部队正从大桥镇北进。抗捐军待红九军团的人全部离开大桥镇以后,才进镇去。这时已经有彝族武装来索要枪支。面对变化的情况,抗捐军负责人陈野苹、黄应龙、肖佩雄等商量,决定采取三条办法。第一,这时无法坚持斗争,只有脱离危险区迅速去追赶主力红军;第二,当天下午就和果基家支、罗洪家支的头人喝血酒;第三,请果基小叶丹派20人护送抗捐军,此后便举行喝血酒的仪式。
5月28日晨,抗捐军从大桥镇出发。待抗捐军队伍上路以后,发现“送”抗捐军的远远不止20人,而是许许多多彝人。然后,三三两两的彝人插进抗捐军的队伍,把队伍插乱了。当队伍走到俄瓦山的山坡下时,罗洪家支的人给抗捐军送来消息,说邓秀廷已派人从曹姑坝到前面堵截抗捐军来了。抗捐军于是决定改变前进方向,往左到田坝罗洪家去。果基小叶丹不去,仍然径直往前走。抗捐军负责人只好随他走到队伍的前边。到了一个小坪,突然一声枪响,红军刘排长中弹身亡,抗捐军队伍因而被冲乱。在被冲击的过程中,几百抗捐军指战员,还有100多名身经百战的红军战士,都未放过一枪。在一片混乱中,抗捐军的枪被抢光,队伍被冲散。红军干部黄应龙、方忠和一些红军战士,只好到彝民家中去躲避,后来彝务指挥官邓秀廷带领队伍进驻冕宁,责令把黄应龙等交出来,后转交中央军薛岳总部押往成都杀害。抗捐军政委陈野苹当时从山林脱险,在群众掩护下去外地躲避,陈野苹的几个哥嫂全被抓进牢房,抗捐军遭到了敌人残酷的镇压。肖佩雄、彭杰、李发明等多人被杀害,冕宁城西门外一大片土地被烈士的鲜血浸成了深黑色。抗捐军就这样悲惨地结束了她短暂而光辉的历史。
怎样认识和评价
小叶丹?
关于小叶丹是否参加和阴谋袭击抗捐军,上世纪80年代四川省和凉山州联合调查组曾做过一次全面调查,《调查报告》在肯定其“对中国革命是有功绩”的同时说:“现有材料还作不出定论”,“可能性不大”。冕宁县委党史办公室撰写的《红军长征过彝区的探讨》中曾做过这样的分析:小叶丹已保不了抗捐军。当时的情况是,冕宁北部各黑彝家支武装聚集大桥场一带,雅砻江畔的黑彝家支也来了。这些人来的目的都是盯着抗捐军的数百支枪。前一天红九军团通过时,便虎视眈眈,当发觉其力量强大后,才未动手。在彝族奴隶主社会中,黑彝家支搁私仇联合行动、对“官兵”避强食弱及对枪看得很重,如此大势所趋,小叶丹保抗捐军近乎不可能。小叶丹管辖的仅是果基家支的部分,力量有限。尽管有“彝海结盟”,但黑彝家支无论力量大小都互不统属,都为各自的利益着想。对果基家支内的其他支头人,小叶丹是约束不了的,更何况还有本家以外的罗洪、倮伍家支武装。红军先遣团歃血后顺利通过,有其自身的军威震慑,抗捐军就没有这个先决条件。因之,可以理解为,对于抗捐军的悲惨遭遇,小叶丹是爱莫能助。
红军走后,国民党要追究小叶丹与红军结盟的所谓罪责,到小叶丹家追缴红军的东西和枪支弹药,在堡子里杀了果基家七个黑彝,放火烧了几十间房子。小叶丹被迫交出一万二千两白银和一百二十头适龄母羊,他的家支和舅子也各交出了一万二千两白银。罚款摊派给全堡子的人来出,逼得大家卖牛卖马,卖娃儿来偿还。在这危机的关头,小叶丹宁肯倾家荡产,也不肯交出“中国夷民红军沽鸡支队”的队旗。小叶丹把这面旗帜当作民族团结的见证和民族解放的希望,他将这面旗帜珍藏在背兜下面特制的夹层里,备加珍惜,四处转移。在最艰难的时刻,小叶丹含着热泪勉励自己的妻子和弟弟,不要忘了刘伯承的嘱托,不要忘了红军的恩情。他说:“只有共产党和红军讲民族平等,把我们彝人当人看。刘伯承我信得过,这样有信有义的军队一定会回来,万一我死了,你们一定要保护好这面旗帜,将来交给哥哥刘司令员。”他妻子对此深信不疑,一直到1952年才将珍藏的旗帜献给了人民政府,这面旗帜作为重要文物,现珍藏在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
小叶丹本人于1942年5月18日死于一次家支间的械斗,时年49岁。
解放初期,刘伯承在西南军政委员会任主席的时候曾对时任西康省委书记、省政府主席、省军区政委的廖志高说:“‘彝海结盟’是报告中央决定的,如果不结盟,再推迟三天,蒋介石的重兵就调到大渡河堵住我们了,就有可能走石达开的下场了。所以‘彝海结盟’在中国革命史上具有重要的政治、军事意义。”
“彝海结盟”的伟大意义以及小叶丹本人的历史功绩,党和人民永远都没有忘记。1950年中国人民解放军18兵团62军184师准备挥师南下,解放西昌之际,时任184师政委的梁文英在《历史的新篇章》一书中这样写道:“由于果基小叶丹为中国革命立了大功,我们接受进军西昌任务时,西南军区刘伯承司令员就嘱咐我们到西昌后要很快找到果基小叶丹,人民政府已决定要他参加将要成立的西南军政委员会,并要求找到他后,立即请他前往重庆。”遗憾的是果基小叶丹没能等到这一天。后来曾任第六、七届全国政协委员,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人大副主任的果基小叶丹的弟弟果基尼迫,每次到北京开会都要拜会哥哥刘伯承,刘伯承也特别嘱咐秘书给他以特别的关照。
1993年因得到时任国务委员的李铁映同志的特别批示,果基小叶丹的孙子沈建国和外孙伍龙分别被保送到中央民族大学和中国人民大学深造。
四川省委党史研究室的龚自德先生向记者介绍,小叶丹作为在国民党统治下的一个彝族家支头人,能做到与红军结盟,并护送红军顺利通过彝区,帮助红军粉碎蒋介石企图使红军重蹈石达开覆辙的阴谋,这是很不简单的,这个功绩不能抹杀。而且,在几支黑彝家支的武装中,小叶丹领导的果基家支对国民党斗争是最多的。
如今,刘伯承与小叶丹“彝海结盟”的雕像已矗立在凉山州首府西昌市的街头,这个意义已经超出了红军长征的一段往事,成为这里民族平等和团结的象征。
下期请看《大渡寻英》
上图:海拔两千多米的高山淡水湖,经过70年的岁月变迁水位已经下降了很多。刘伯承和小叶丹就是共同喝下彝海的水,以水代酒饮出这著名的历史瞬间——“彝海结盟”。
中图:在冕宁县街头时常可以见到穿着民族服装的彝族同胞。70年前,他们的父辈曾经帮助红军穿越彝族聚集地区。
下图:蜀道难,山路多而险。记者前往冕宁所走的全是土路。终于驶上沥青小路时,记者拍下这张照片,司机说:“你拍的是最好走的山路。”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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