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网上海10月12日电（记者梅世雄）“走完了，我还不知道是长征。”71年前，踏上漫漫远征路时，老红军苏力还只是一个小女孩。

　　苏力1岁时，父亲去世。体弱多病又抽鸦片的母亲迫于生计，在女儿7岁那年把她卖给地主当丫头。

　　“那家人好狠，常把我绑在凳子上猛抽。”苏力的额头和左手上至今还留下被刀砍的印记，“我逃跑了5次，都失败了。”

　　1934年秋，红四方面军来到苏力的家乡四川省青川县。“大人说，红军是土匪、杀人犯，专干伤天害理的事。”

　　“我躲了两个月。”苏力说，地主都领着佣人和丫头躲上山。

　　后来，苏力又听说红军是专救穷人的部队，里面全是像她这样的穷苦人。一个月黑风高的夜晚，她和两位比她大的丫头偷偷下山，想当红军。

　　“下山后，那两位丫头害怕地主报复，又跑回了山里。”走到人生十字路口的苏力有点害怕，毕竟才8岁。

　　“后来，我转念一想，在地主家不仅受虐待，还吃不饱穿不暖，参加红军应该比地主家强。”苏力回忆说。

　　然而，身材瘦小、衣衫褴褛的苏力连续去了四趟红军被服厂，都被拒绝了。“红军大姐姐说，我太小了。”

　　“第五次，红军大姐姐可能是被我的诚意打动了，问：‘小妹妹，你会干什么？’”几十年后，苏力对当年的那一幕记忆犹新，“当时，我看见大姐姐手中拿着没做好的红军服，灵机一动说，我会钉扣子。”

　　“我当场就钉好了几个扣子。”苏力说，“大姐姐脸上露出欣喜的笑容，说：‘小妹妹，你很能干，明天来参加红军吧。’”

　　就这样，红四方面军31军被服厂多了一位年仅8岁的“小小红军娃儿”。

　　几个月后，苏力随部队西渡嘉陵江，开始长征。“过了好几年，我才知道那就是长征。”

　　长征头一个月，苏力都在躲避国民党飞机的轰炸，看见成批战友倒在血泊之中，“我没有恐惧，只有愤怒。”

　　在一次敌机猛烈轰炸中，一发炸弹在苏力身边爆炸，她昏死了过去，“我醒后发现身上压着一位大姐姐，我满身是血，但没受伤。这是大姐姐的鲜血，她已经牺牲了。”

　　苏力含泪把那位姐姐残缺不全的遗体简单埋在了一个沟谷里。

　　“我不记得轰炸是在什么地方，也不晓得救我的姐姐叫什么名字。”一直以来，苏力都生活在愧疚中，晚年尤甚。

　　后来，红军给养缺乏，被服厂解散了。

　　1935年5月，苏力被编入妇女独立团，给团长张琴秋当通信员。

　　“她好厉害，很威风。”能在这位赫赫有名的巾帼英雄身边工作，小小的苏力激动得连续唱了3首刚学会的红军歌曲。

　　“可是，我却没能完成张团长交给的第一项任务。”苏力至今懊悔不已，“她让我把一封很重要的信送给60里外的一个人，我赶到那个地方，没找到那个人，我知道信的重要性，连夜赶了回来。”

　　苏力说，草地最艰苦，“我不知道是三过草地，我以为草地就有那么大。”

　　“在草地中行走，必须寻找比较坚实的草根。一只脚踩上草根，另一只脚必须赶紧再往前面的草根上踩。”苏力说，自己人小身轻，踩草根比大人们轻快，从没陷进过泥潭。有时，踩到一块坚实的草根，她还会在上面跳一跳，“吓得大人们连连警告：‘危险！当心！’”

　　“为了让大哥哥大姐姐缓解行军的疲劳，我多次在草根上‘跳舞’，还做着各种鬼脸。”苏力说，解放后她才知道，草根上“跳舞”不但没让大哥哥大姐姐们开心，反而增加了他们的担心。

　　后来，苏力和另一位比她大不了几岁的女战士掉队了。

　　“一位红军大哥哥发现了我们。”苏力回忆说，走着走着，她就没了力气，红军大哥哥二话没说就背起她。“饿了，大哥哥拿出仅有的一点粮食给我吃；渴了，小姐姐拿出自己的水给我喝，她的水也很少。”

　　“这位大哥哥只有十八九岁，我记得他姓刘，四川人，个子长得好高。”苏力说，赶上部队后，他跟着前面的作战部队走了。“以后，我再也没有见过这位大哥哥，也不知他有没有我这么幸运，活到今天。”

　　抗日战争时期，苏力积极用歌声和舞蹈热情宣传抗日救亡思想。解放后，她曾任江西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党总支副书记、上海卢湾区民政局副局长等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