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瞭望》文章：长征胜利的昭示

　　文/徐占权

　　红军长征胜利已过70个春秋。作为中国现代历史的壮丽史诗，长征——对于我们传承历史、诠释当代、启迪未来提供了不竭的源头活水。尤其是在今天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进行全面小康社会建设，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长征中，长征胜利对于中国共产党在复杂形势下如何坚持党的领导，端正党的路线，维护党的权威，加强党的团结，有着深刻的历史启示。

　　坚持党的领导核心地位

　　毛泽东曾指出：“谁使长征胜利的呢？是共产党。没有共产党，这样的长征是不可能设想的。”可见，党的坚强而正确的领导，是夺取红军长征伟大胜利的根本保证。

　　红军长征初期，由于博古、李德等人实行消极避战，退却中逃跑，把战略转移变为大搬家，致使中央红军在通过国民党军设置的四道封锁线后，折损过半，引起了党和红军广大指战员的强烈不满，坚决要求恢复毛泽东在党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加强党的正确领导。

　　1935年1月15日至17日，党中央在贵州遵义召开了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政治局扩大会议，即著名的遵义会议，结束了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教条主义在中共中央长达4年之久的统治，确立了毛泽东在党中央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肯定了毛泽东军事思想，确立了它在全党全军的指导地位，从而在最危急的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并为后来战胜张国焘的右倾分裂主义、胜利完成长征、开创中国革命新局面奠定了最重要的基础。这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生死攸关的转折点。

　　遵义会议后，中央红军在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的正确领导下，坚决摒弃“左”倾教条主义作战指导思想，坚持党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一切从中国革命和革命战争的实际情况出发，充分发挥红军运动战的优长，利用国民党军阀之间的矛盾，纵横驰骋于川黔滇边界地区，巧妙穿插于国民党军重兵集团之间，不断调动和打击国民党军，先后四渡赤水，南渡乌江，威逼贵阳，进军云南，迫近昆明，巧渡金沙江，粉碎了蒋介石围歼红军的企图，夺取了长征以来的重大胜利，掌握了战略转移的主动权。实践证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的正确领导，是红军夺取长征胜利的根本保证。

　　但是，在中央红军与红四方面军会师后，张国焘拥兵自重，大肆进行分裂党、分裂红军的罪恶活动。他认为，经过万里之行的中央红军减员很大，不如“他的”部队有战斗力。他把红四方面军作为个人的资本，自恃拥有8万余人，枪多势众，按照“谁有军队，谁最强，谁就应当领导”的军阀逻辑，企图攫取党和红军的最高领导权。他为此处处向党中央发难，而且斗争逐步升级。1935年7月下旬，他在毛儿盖地区召开红四方面军军以上干部紧急会议，公然宣布党中央实行的是机会主义路线，要用枪杆子来审查党的“政治路线”。

　　在此期间，张国焘还以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总参谋部名义，收缴了中央红军各军团之间相互通情报的密码本，甚至连第1、第3军团同中共中央通报的密码本也都收缴了。从此以后，中央红军只能与前敌总指挥部通报，而各军团之间以及与中共中央的相互联系被切断了。

　　党中央根据上述情况，为了加强党的领导，提高党中央的领导权威，于8月4日至6日在毛儿盖附近的沙窝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了《关于红一、四方面军会合后的政治形势与任务的决议》。决议详细地分析了当时的全国政治形势，重申了两河口会议决定的北上战略方针是正确的。明确指出：“为了创造川陕甘苏区的历史任务，必须在一、四方面军中更进一步的加强党对红军的绝对领导，提高党中央在红军中的威信。中国工农红军是在中国共产党中央的惟一的、绝对的领导之下生长与发展起来的，没有中国共产党，就没有中国工农红军，就没有苏维埃运动。”“必须使一、四方面军的每一个同志了解，一、四方面军都是中国工农红军的一部分，都是中国共产党中央所领导的。在我们中间只有阶级的友爱与互助，而没有分歧和对立。只有这样，一、四方面军的团结一致才是坚固的与永久的。才能溶成一片的去消灭阶级敌人。”“一切有意无意的破坏一、四方面军团结一致的倾向，都是对于红军有害，对于敌人有利的。”要求“全体党员与红军指战员像一个人一样团结在党中央的周围”，为完成创建川陕甘革命根据地的历史任务而努力奋斗。后来，毛主席在总结同张国焘斗争的历史经验教训时，告诫全党：“共产党员不争个人的兵权（决不能争，再也不要学张国焘），但要争党的兵权，要争人民的兵权。”“每个共产党员都应懂得这个真理：‘枪杆子里面出政权’。我们的原则是党指挥枪，而决不容许枪指挥党。”同时，他还明确地规定了党的政治纪律：“（一）个人服从组织；（二）少数服从多数；（三）下级服从上级；（四）全党服从中央。谁破坏了这些纪律，谁就破坏了党的统一。”

　　会后，红一方面军主力在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共中央正确领导下，不顾张国焘企图以武力解决党中央和红一方面军的危险，坚决贯彻执行党的北上战略方针，先行北上，胜利到达陕甘根据地，与红15军团会合，为开创中国革命和革命战争的新局面作出了重大贡献。这是党对军队正确领导的结果，也是红军广大指战员坚信党中央，坚决维护党中央的权威，积极贯彻执行党的北上战略方针的结果。

　　坚决贯彻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

　　党的路线正确与否，关系着战争的全局，影响着战略转移的成败。红军长征多数是在内线不能打破国民党军“围剿”而被迫采取的战略退却步骤。这就要求党中央、中革军委和红军领导人必须根据当时中国政治形势的发展，坚持从实际出发，趋利避害，适时地为红军制定正确的战略方针，选定正确的退却方向，把战略退却逐步导向战略反攻，以夺取战略转移的胜利。

　　中央红军长征开始时，由于博古、李德等人采取了退却中的逃跑主义，消极避战，一味命令红军向湘西转移，与红2、红6军团会合。结果，使红军经常处于国民党军的追堵之中，被动挨打，情况异常艰险，特别是湘江之战，部队遭受严重损失，由出发时的8.6万余人锐减到3万余人。这是“左”倾错误领导者所造成的严重恶果。

　　湘江战役后，蒋介石已经判明了中央红军实行战略转移的企图，即在红军北上湘西的路上预置重兵，布阵以待，企图与红军决战，将红军彻底歼灭。博古、李德等人不察敌情的变化，仍然坚持其与红2、红6军团会合的原定计划，命令中央红军由湖南的通道北上，向湘西转移。这样，中央红军势必要与五六倍于已的国民党军决战，有全军覆没的危险。处在这样的危急关头，毛泽东力主放弃北出湘西与红2、红6军团会合的原定计划，改向国民党军兵力薄弱的贵州前进。中共中央政治局黎平会议接受了毛泽东的这一正确主张，通过了《关于在川黔边建立新根据地的决议》，放弃了北出湘西与红2、红6军团会合的原定计划，向以遵义为中心的黔北地区挺进，避免了中央红军全军覆没的厄运。

　　当部队进到黔北后，党中央发现这一地区的政治、经济、地理、居民等方面的情况，不利于红军生存和发展，又决定放弃在黔北地区创建根据地的战略计划，改向川西或川西北前进，与红四方面军会师，在川西或川西北地区创建根据地。可是，进入川西北后，中共中央又根据当时不断高涨的抗日救亡形势和川西北地区的实际情况，放弃了在川西或川西北创建根据地的战略计划，决定：“为着把苏维埃运动之发展放在更巩固更有力的基础之上，今后我一、四两方面军总的方针应是占领川、陕、甘三省，建立三省苏维埃政权，并于适当时期以一部组织远征占领新疆。”

　　中共中央提出的这一战略方针是极有见地的。它正确地反映了全国革命形势发展的客观要求，也便于红军把战略退却逐步导向战略反攻，打破国民党军的围追堵截，发展革命战争，推动川陕甘地区乃至全国抗日救亡运动的发展，开创中国革命的新局面，意义十分重大。

　　但是，张国焘不同意中共中央提出的这一正确的战略方针。他无视全国形势已经出现的一些有利于革命发展的新变化，而是片面地强调中国革命形势处于低潮，坚决主张党的战略方针应该是实行总退却，避开国民党军主力，向偏僻的四川、西康、青海、新疆等边远地区退却，脱离中国革命的中心区域。

　　面对这种严重情况，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为贯彻执行党的北上战略方针，争取红四方面军与中央红军共同北上，采取了特殊忍耐的方针，同张国焘的错误展开了坚决的斗争，反复地阐释党的北上战略方针的正确性和可行性，一再要求他率部共同北上，实现党所确定的北上战略方针。而张国焘却一意孤行，坚持南下。结果，把红四方面军和中央红军的第5、第32军带上了“绝路”，陷入了困境，使部队由南下时的8万余人锐减至4万余人。这是张国焘南下所造成的严重恶果。

　　与此相反的是，党中央率领红一方面军主力先行北上，胜利地到达陕甘根据地，完成了伟大而艰难的战略转移任务。

　　维护党的集中统一和团结

　　正确开展党内斗争，妥善处理党内矛盾，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坚持共同对付主要敌人，是马克思主义的重要原则。长征中，红军外有数十倍于己的国民党军的围追堵截，内有错误路线的干扰和破坏，情况异常错综、复杂，斗争异常尖锐、激烈，稍有不慎，就会给革命事业造成不可弥补的损失。因此，坚持党内斗争的正确原则，妥善处理内部矛盾，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共同对付主要敌人，至关重要。

　　长征初期，党中央由于在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教条主义统治下，博古、李德等人对红军实行了错误的战略指导。为了纠正“左”倾错误，挽救党，挽救红军，挽救中国革命，毛泽东等在极端困难的情况下，坚持党内斗争的正确原则，从团结的愿望出发，进行耐心地说服、开导，以理服人。同时，他根据当时的环境和多数同志的认识水平，在遵义会议中首先解决了“左”倾教条主义在军事上的错误问题和组织问题，而对政治路线问题则留待以后时机成熟再逐步加以解决。实践证明，这样处理的结果，既端正了党的思想路线，又解决了当时最紧迫、最关键的军事问题，从而，确保了党的集中统一和红军内部的团结，使党和红军胜利地完成了长征和开创了中国革命的新局面。

　　中央红军与红四方面军会师后，张国焘自恃人多枪多，拒不执行中共中央的北上战略方针，并背着党中央，“密电”陈昌浩，率领右路军“南下，彻底开展党内斗争”。10月5日，他又非法成立了第二“中央”，公开走上了分裂党、分裂红军的罪恶道路。但是，尽管如此，中共中央为争取红四方面军广大指战员共同北上，在同张国焘的斗争中，始终“采取特殊的及十分忍耐的方针”，一面同其反党分裂的行径做不懈地斗争，一面对其进行耐心的说服教育工作，并作了许多必要的妥协和让步。同时，对张国焘错误的批评与斗争，在相当一段时间内只限于中共中央内部，即使到了1936年1月22日，中共中央发现张国焘非法成立了第二“中央”后，除了对其进行严肃批评，令其立即取消外，仍然对其采取争取的方针，中央政治局俄界会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张国焘同志的错误的决定》也只下发到中央委员，而没有向全党公开，更没有开除他的党籍，尽力不使矛盾发展成对抗性，这就团结了红四方面军绝大多数，挽救了极少数犯错误的人，为正确处理党内矛盾树立了光辉的榜样。

　　当时，有人提出开除张国焘的党籍。但是，毛泽东不同意。他认为，正确处理张国焘分裂党、分裂红军的问题，关系到全党全军团结统一的大局。因此，中共中央在同张国焘错误的斗争中，始终坚持党内斗争的正确原则，采取了“特殊的和忍耐的方针”。只要张国焘赞同和执行中共中央北上战略方针，其他问题都可以让步。即使到了张国焘擅自率部南下，非法成立第二“中央”，走上了分裂党、分裂红军的罪恶道路，军阀主义和反党行为发展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企图以武力危害党中央和红一方面军时，党中央仍然采取说服教育、批评诱导、以及耐心等待的方针，做到了以诚相待，仁至义尽，不同意开除张国焘的党籍。毛泽东曾说：这不是张国焘一人的问题。要看到红四方面军广大指战员，开除了他的党籍以后就不好见面了，要给张国焘发电报叫他北上，要采取各种方式做工作，我想他会来的。实践证明，这是正确的。正如彭德怀所说的：“在反对张国焘的斗争中，我向毛主席学到许多东西。当时如不坚持北上抗日的政治和军事方针，同张国焘机会主义路线混淆起来，在伟大的抗日民族革命战争中，无产阶级就不可能取得领导地位，甚至连发言权也不会有；在草地如不坚持正确路线，采取坚决的分，就不能证明毛主席路线的正确，以后也不会有一、二、四方面军在陕北的大会合；在张国焘分裂红军后，如开除张国焘党籍，也就可能造成党内长期分裂。毛主席坚持了原则（不让总书记），又表现了灵活性，避免了长期分裂。经过顽强斗争，最后，张国焘一个人开了小差，团结了四方面军大批干部。既弄清了是非，又团结了同志，这是毛主席从团结愿望出发的一贯方针的伟大胜利……在活生生的事实中，使全党同志得到两条路线的比较，从而认识了自己的领袖。这也是经过多次反复才得到的认识。”

　　实践证明，坚持党内斗争的正确原则，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共同对付主要敌人，是党和红军兴旺发达，革命事业顺利发展的重要条件。（作者单位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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