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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散红军们像一朵朵飘萍，携伤带病，却以异常坚韧的态度在距离故乡千里之遥的地方重新落地生根。他们脱下戎装，走下战场，过着和从前完全不同的生活方式，有的人甚至说着完全不同的语言。
但是在他们心里，作为一名红军战士的骄傲从来没有消失。在离开队伍的异乡生活中，他们又在陌生的土地上延续着身为红军的革命传统。
连着当了近30年的村长，93岁的安秀英在四川省小金县汗牛区潘安乡潘安村享有至高的威信。向村民打听一下，没有人不认识这位倔强的老太太。
几经辗转，过草地时掉队的安秀英到了潘安村定居，和当地一名叫杜汝德的农民成了家。1951年，小金县解放了。安秀英被选为潘安村村长，主要工作是斗地主，分田地。这对出身女子独立团的安秀英来说，无疑是轻车熟路。“没收了一大盆金银财宝，都交了公。”安秀英用手比划着说。
1958年，全国很多地区闹饥荒，潘安村也没能幸免，镇上按人头定量供粮，每顿饭二两粮食，根本不够吃的。村里开始有人逃荒，有人抱怨，老人孩子都饿得皮包骨头。
应对没粮吃的日子，三过草地的安秀英可绝对有经验。在她的统筹安排下，村民们互相之间把粮食都匀一匀，保证每个人都有吃的。安秀英也总是省下自己的口粮给村里的老人和小孩，还四处捡可吃的东西，分给全村人吃。二儿子杜宇仁清楚地记得母亲如何教村里人吃骨头——在火上烤酥，用刀子刮成小块，就能把骨头吃下去充饥。
安秀英的努力收到了显著成果。三年自然灾害，全村没饿死一个人。大家都说安秀英“办得漂亮”，县上还专门叫她去作报告，介绍经验。村民们对这位有主见、能吃苦的老太太佩服得五体投地。从1951年到1978年，安秀英一直被推选为村长。
和安秀英一样，很多掉队的红军甚至等不及伤病痊愈，便以一个革命者的赤诚，回报着收留他们的地方。
不管留在哪里
都一样发光
即使在现在，走到甘肃省迭部县腊子口乡黑多村也不是一件太容易的事情。蜿蜒的山路崎岖难走，有的地方还是在悬崖上搭建的栈道，四下飞扬的尘土转瞬之间就能把人的头发和眉毛都染成白色。现在的黑多村有800多人，都是藏族，却大多会说一些汉语。而当年红军经过的时候，村里只有一百来人，没有人会说汉语，和外界也很少沟通。
据村支书吴金西介绍，很多村人学汉语的历史要追溯到1935年。那一年，一位藏语名字叫悦吉的“外乡人”带着严重感染的腿伤来到了村里，现在村里有的老人还能依稀回忆起上山采草药给悦吉治病的情景。1938年，悦吉在村里开了一个规模很小的私塾，教藏族孩子学汉字，念三字经，但是没多久悦吉就病故了，当地的教育也就停顿了下来。
“不少长辈都说过，悦吉是当年掉队的红军战士，可惜我们连他的名字都不知道。”吴金西说。悦吉当年开设的这个私塾是整个村子乃至迭部地区有记载以来最早的汉语学校。
在道县下追塘冯家村，至今依然流传着一个故事:一位因伤掉队的红军小战士，被当地乡亲收养，后来他带领当地村民跟日本鬼子打游击。
今年84岁的冯显廉老人身体衰弱，背驼得几乎呈90度，记忆却依然清晰，他给记者讲述了当年跟着红军小战士于马末打日本鬼子的故事。
冯显廉说，民国二十三年(1934年)，红军长征路过追塘。由于国民党的反动宣传，村民们一早就挑着鸡鸭、扛着粮食躲进山里去了。
过了几天，有人传话进山，这支军队跟以前的不一样，对老乡们好着呢。大家将信将疑，胆大的就回去看看。到家，发现红军已经走了，家里一样东西都没少。有的人家，房屋被打扫得干干净净，水缸装满了水。有的家米缸的米没了，却留下几块光洋。
不久，有人在村里发现一个十四五岁的小红军，骨瘦如柴，一双脚已经霉烂，伤口化脓，苍蝇围着他双脚嗡嗡地转。经过询问，村民知道了这个小红军叫于马末，是江西禾田下街圩人。因为脚伤走不了才留下的。
于马末跟冯显廉他们一群孩子年纪差不多，大家很快就混熟了。小马末人勤快、老实、能吃苦，乡亲们都很喜欢他。“他给我们讲红军的事情，打土豪、分田地、闹革命。我们都盼着哪天红军回头，我们也能加入红军。”
1944年，日本鬼子打过来了。冯家村组织了一个12人的自卫队，守村保家。于马末因为打过仗，大伙就让他负责军事指挥。“马末带我们搞游击战、麻雀战，搅得鬼子不敢到追塘一带来。”
日本鬼子投降后，于马末决定回江西家乡看看。冯显廉一直把他送到衡阳，搭上了去江西的船，还给了他四十块光洋。“如果他还健在的话，也有80多岁了。不知现在他怎么样？”
红军，
是伴随一生的符号
今年农历二月十九日，甘肃省会宁县的南苑宾馆开了一场隆重的生日宴会，为老红军何德林庆贺他的92岁生日。生日宴会上，老人的三个儿子轮番上来给父亲敬酒。老大何芳红、老二何芳军、老三何芳兵，凑在一起刚好是“红军兵”三个字。
原籍江西宁都的何德林是会宁地区唯一一位还在世的老红军，掉队后已经在陇原大地上生活了整整71年。直到现在，老人还带着战争年代留下的痕迹:肋部、腹部和腿部的三处伤痕，却已经忘记了受伤的具体时间和战斗的情况。
现在，何德林已经有了一个儿孙满堂、其乐融融的大家庭。尽管他最后没有走完长征路，却始终没有忘记过自己当红军的历史。只要是革命传统教育的工作，他都从不推辞，还在三个儿子的名字里加进了此生最珍贵的一段历史。
无论入伍的时间有多长，无论是否到达了延安，无论是否还继续参加革命，当过红军的日子都是所有失散红军难忘的回忆。
“再给我把军号，我还能吹。”定居湖南省通道侗族自治县的老红军邹盛栋描述着当年的红军生活，依然激动得手舞足蹈。92岁高龄的他，模仿起吹军号的样子，豪情不减当年。邹盛栋是江西上饶县仁前镇人，14岁那年，他到县城看到红军在招兵:“到处都是写着字的红纸，穿着红军军装的父亲正在跟人说话，那是个招兵的点儿。”邹盛栋的父亲邹可前1929年就参加了方志敏的部队，1934年中央红军开始长征时，已是独立大队的教导员。
“拿个白布条缠在胳膊上，站在路口问‘你是干什么的’，没意思，还是当真的红军过瘾。”14岁的邹盛栋已不满足仅仅当个儿童团员。
“父亲在那里，我没敢报名，换了地方。”老人回忆道，“招兵那人说，当红军要行军，要打仗，你还小，再过几年来吧。我就跟他争，说，你有脚，我也有脚，你走得，我就走不得？后来我就成了红军了。”
邹盛栋参军的部队是大名鼎鼎的红三军团，先在警卫营当战士，后来到军部训练了一个月，回来后当了司号员。走到湖南梨子界的时候，邹盛栋被敌机扔下的炸弹碎片击中了，脸和后背都被炸伤。这次空袭终止了邹盛栋的红军生涯。他挣扎着爬到镇里，被当地一位大娘认作干儿子，一直定居在通道县。受伤以后，邹盛栋的左眼完全失明，近乎畸形，背部仍留有当时的伤痕。他永远不会忘记自己当司号员的经历。
“集合号有两种，分成快集合和慢集合。”老人一遍遍给我们模仿着不同的号音——起床号、冲锋号、飞机来了有警报号……“连战马都能听懂警报号，号声一响它立即就卧倒了。”当演示冲锋号时，老人激动得手舞足蹈:“叨—哒哒—哩嘀—”
甘肃省会宁县现在还流传着一名失散红军舍己救人的英雄事迹。这名失散红军并没有亲身将红军的信念传递下去，却用生命的代价将革命的理念永远地铭刻下来。
据会宁县委宣传部的工作人员介绍，尽管距离陕北只有几天的路程，但会宁当时却集中了不少失散红军，大致估算约有200多名，但是大多数人都没有留下名字。其中，一名留在会宁治腿伤的失散红军，还来不及将息好身体追赶部队，就献出了生命。
1936年底的一天，魏鸿儒的儿子魏煜正在街上玩耍，突然敌机飞来轰炸会宁城，有一颗炸弹正好落在魏煜身旁。在炸弹就要爆炸的危急时刻，这名失散红军猛扑过去，用自己的身体护住孩子。结果魏煜得救了，而战士牺牲了。为了使后代永远铭记这名失散红军的救命之恩，魏鸿儒给自己的三个孙子分别起名叫继征、续征、长征，连起来就是“继续长征”四个字。
红军的尊严
比生命更重要
安秀英是在几十年后才被确认为红军的，她不识字，不记得路，说不清队伍的番号，也找不到老家的人作证，想证明红军的身份实在困难。一直到1984年，县里派人调查失散红军，安秀英才拿到了“流落红军证明书”。
按照民政部的规定，失散红军不享受离休待遇，每个月发15块钱的生活费，现在涨到了每月240元。这份补贴经常不到位。年迈的安秀英拖着伤腿几次到民政部门讨要，工作人员总是说:“还没得。”安秀英便问:“你晓不晓得你今天的好日子是怎么来的？”工作人员说:“不晓得。”
“不晓得就算了。”安秀英甩下这句话便转身离去，从此再不登民政局的大门。
至今安秀英仍然照顾着她年过花甲的残疾儿子，每个月几百块的补贴对她来说是个不小的数字。但是红军的尊严在老人眼里更加至高无上，补贴款不仅仅是几张人民币，更是她一生为之骄傲的荣誉见证。
“父亲生前手续没有办回江西，现在去世了，作为遗孀的母亲能不能也享受点补助？其实，我们有能力照顾好母亲，只是想给老人找点安慰，她老人家一辈子不容易。”在广西壮族自治区兴安县华江乡高田村，失散红军邓炳彪的儿子施恩慧向记者提出了同样的问题。
1995年去世的邓炳彪曾是红军中一名连长，在翻越老山界时一时不慎，和战马一起摔下了山崖，就这样留在了当地。过了半年，邓炳彪的伤好了，就在黄隘村一个姓王的人家帮工，干了三年，这个人家看邓炳彪忠厚肯干，就把他招了上门女婿。
解放后，邓炳彪很快恢复了红军身份，也和故乡江西弋阳接上了头，但子孙满堂的邓炳彪一直没回原籍生活。现在，邓炳彪的大儿子施恩慧做竹子和木材生意，还承包了30亩山林种竹子和杉树，二儿子做运输生意，三儿子开造纸厂，全家人的日子过得红红火火。
现在邓炳彪的老伴施锡娇仍然在世。听说记者要来采访，81岁的施锡娇专门换了衣服，梳了头。采访结束时，看着厅里蹒跚的母亲，施恩慧小声对记者提了上文的问题。他说，母亲的骄傲是父亲，父亲的骄傲是当红军的历史。
红军的名字是荣誉，守护红军的名字，同样是一种荣誉。在四川红原大草地深处的瓦切乡驻留近70年的老红军侯德明便用行动诠释了这份珍贵的荣誉。他的红军身份，是数百名藏族同胞拍着胸脯保下来的。
侯德明是一个已经完全藏化的湖南籍老红军，自从16岁定居红原县到现在，他已经不能用汉语完整地表达意思，只记得“贺龙的部队”，自己的家乡在“湖南大庸”等几个零散的信息。他是在过草地时掉队的，当地藏胞给他取了一个藏名叫“罗尔伍”。
忘记了汉语的罗尔伍没有忘记坚定的做人标准。他在文革期间一直担任村里的仓库保管员。文革初期，红卫兵们破“四旧”抄来的所有值钱的东西——珠宝、首饰、毛皮、金银器物等等都堆在仓库里。十年浩劫结束后，侯德明打开仓库，人们惊讶地发现各家的财物竟一件未少，全部完璧归赵！
藏胞们没有多说什么感谢的话，只是默默地记住了这件事。
1984年，当落实红军流失人员优抚政策时，侯德明面对工作人员，根本无法拿出曾当过红军的证明。这时，一个戏剧性的情景发生了。藏民们先后跑到民政部门，用蹩脚的汉语、流利的藏语、挥舞的手势执拗地作证:我们都知道，侯德明就是真正的红军！
同样身为红军，为了守住这份荣誉，刘华连在广西兴安县一呆就是60多年。
89岁的刘华连是目前这个县唯一还健在的老红军。他的老家在江西赣县白石乡白石村，离瑞金150多公里。
刚刚渡过湘江，刘华连就踩到了敌人埋下的毒竹签，被关了几个月。在监狱里，他的腿伤一再恶化。狱卒觉得他已经跟死人一样了，关着也是死，放出来也活不下去。就这样，刘华连被放了出来。
出狱时，刘华连的伤腿几乎残废。兴安县城附近一个姓蒋的大户人见到奄奄一息的刘华连时，很是同情，对他说，“我用一年给你治好。”刘华连回答:“那我白给你做3年工。”
结果两人的承诺都实现了。姓蒋的大户给刘华连四处找药治伤，伤好后，刘华连为这家大户放了三年的牛，一分工钱都不收，也就错过了追赶部队的时机。几经辗转，刘华连来到离县城不远的同仁村，过着平淡的农家日子。上世纪60年代，他的失散红军身份被证实。
现在，老人还能下地干活。每月还可以拿到政府几十元的生活补贴，但一个近90岁的老人，一字不识，窝在山里，70多年前短暂的红军经历，已经没剩下多少了。
如果及时追上部队，老人的一生也许就是另外一个样子？但是，刘华连说，人总要重然诺。
下期请看《火种映天》
图一:上世纪70年代湖南通道部分失散老红军合影。(资料照片)
图二:92岁的老红军邹盛栋
图三:89岁的老红军刘华连
图四:邓炳彪、施锡娇带着孩子们回江西老家。(资料照片翻拍)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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