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项特殊的扶贫工程1995年深秋，陕西省大荔县。来自安徽省潜山县、甘肃省礼县、贵州省普定县及陕西省大荔县的计划生育系统的人士，聚集到一起交流在当地试验搞的一项扶贫工程的实施情况。主席台的中间位置写着一个令人熟悉的名字：王光美。一位白发苍苍的老人坐在那里，悉心听着来自全国东西南北4个县的情况汇报。会标上几个大字格外醒目：“幸福工程第一批试点项目汇报会”。

　　当时在我国8000万贫困人口中，有一个不容忽视的群体，这就是贫困母亲。在贫困地区，母亲的贫困更带有特殊性，她们不仅缺乏收入来源，而且文化素质低，健康状况差，80％以上是文盲，半数以上患有各种不同的妇科病。而为了抚养后代和照料其他家庭成员，贫困母亲的牺牲就更多，付出的代价更高，承受的压力更大。当时在我国贫困地区这样的贫困母亲就有1500万！

　　母亲不应该属于贫困。救助了母亲，也就救助了孩子，救助了整个家庭。1995年2月，由中国人口福利基金会，中国计划生育协会和中国人口报社联合发起的这项救助贫困母亲的“幸福工程”启动了。1500万贫困母亲的命运与另一位母亲的命运连在了一起。全国政协常委王光美将这项开发性扶贫的“幸福工程”视为自己晚年的事业，她担任了“幸福工程”组委会主任。

　　“幸福工程”把帮助贫困母亲脱贫作为首要任务。其方法是把1000到3000元不等的资金以“小额资助、直接到人、滚动运作、劳动脱贫”的方式直接落实到户，发到贫困母亲手中，以作为劳动启动资金，根据当地特点，因地制宜发展适合本地区的种植、养殖或其他相关的农副业生产，帮助贫困母亲通过劳动脱贫。一两年后再将这笔款还清，以继续救助其他贫困母亲。

　　“幸福工程”义务打工者

　　为了那些无助的贫困母亲们，近年来王光美不顾年事已高，拖着病弱的身躯在北京和全国各地之间四处奔忙。她虽身为“幸福工程”组委会的主任，但她却不拿组委会的一分钱工资，她笑称自己是“幸福工程”的义务打工者。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王光美重新出来工作，也有不少的机构先后几次请她担任这个会长，那个顾问。她只是偶尔出席一下，而对那些炙手可热的“官职”却一概不要。但当时任国务委员、国家计生委主任彭珮云请她出任“幸福工程”组委会主任时，她却没有推辞。

　　经历过磨难的人最懂得身处困苦之中的人渴望被救助的心情。她立即投入到紧张的筹备工作中。1995年1月18日，这位“义务打工者”第一天“上班”。在召开的预备会上，王光美坐到了组委会主任的位子上。

　　她为此项工程题词：“幸福工程，惠及母亲，造福社会。”作为第一批捐款者，她把中央发给她的2000元过年钱，全部捐献出来。

　　“幸福工程”很快得到社会各界的广泛支持。从1995年2月到2005年底，在这位“义务打工者”主持工作之下，“幸福工程”已投入了3.1亿元，在全国29个省、市、自治区建立389个项目点，救助贫困母亲近15万多人，使70万人口直接受益。而王光美自己已经到了“三句话不离本行”的程度，看什么，想什么都离不开“幸福工程”。甚至外出时，在当地招待她的酒宴上也在想，“这一桌省下来，又能救助一位贫困母亲。”

　　拍卖母亲留下的家珍

　　英国路透社的一位记者，目睹了96秋季拍卖会上王光美委托中商盛佳国际拍卖有限公司拍卖的6件文物，打电话要求采访王光美，却被婉言谢绝了。这位记者不失时机，在电话中追问：“您把母亲留下的文物义卖掉不心疼吗？”王光美回答：“我心疼，但我更心疼那些无助的母亲！”

　　拍卖会是在北京港澳中心瑞士酒店举行的。被拍卖的几件家藏器物，分别是清康熙年间“青花釉里红缠枝莲碗”，清雍正年间“青花缠枝花卉碗”、“青花寿桃盘”(一套两件)，宋代“耀州窑刻花碗”和清代象牙雕“素面笔筒”。拍卖公司为王光美捐出藏品的义卖说明上写道：“为了孩子，为了母亲，报答恩情，献出爱心。”

　　在拍卖过程中，拍卖师为王光美的义举作了简短的说明，令在场的人为之所动，竞价异常踊跃。6件拍卖品不到一小时就顺利拍出，开价共21.6万元，而最终的成交价为56.6万元，拍卖款项全部捐献给“幸福工程”。

　　这次拍卖经新闻媒体一传出，立刻成了许多人热衷谈论的话题。人们都知道经历了“文革”，她家这几件藏品尚能保留至今，当属不易。更有人关心这几件家珍是否是刘少奇用过的东西。后来，王光美讲起这几件家藏物品的来历。原来这是她母亲留下来的东西。

　　1958年，王光美出于对母亲健康的考虑，请她住到中南海。母亲问能不能带些自己的东西，刘少奇回答说：“妈妈喜欢什么就带点什么吧，不过我们用的都是公家的东西，带进来的物品一定要登记。”母亲便这样做了。

　　谈及被卖掉的这几件家藏器物，王光美不禁想起了母亲。“它们毕竟是我母亲用过的而且很喜爱的东西，卖掉是有些心疼。但我有母亲的照片，想起母亲的时候就看看照片。再说，捐献这些东西也符合母亲的意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