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开花落两由之

　　鲁迅的生死态度和生命哲学肖像

　　1936年10月19日，一代大师鲁迅先生离我们而去，留下的是无穷的伤痛和未解的谜团。70年后的今天，我们已没有必要去费思于“如果鲁迅再活得长一点”的假设，因为对于死生，先生有自己的态度和决定，而生命的消逝并不影响精神的长存。

　　撰稿／吴海勇

　　鲁迅的决绝态度

　　鲁迅带着大彻大悟的决绝，匆匆归复生命所从来的大化，距今70年矣。“如果鲁迅先生还活着”，其间不知有多少人如此设问，不知包含几多感慨与揣测。还有，20世纪末重新热闹起来的有关鲁迅死因的争议。可惜，无论是耽误说还是谋害论，都没有足够考虑到鲁迅本人的意愿——先生愿意多活一日吗？

　　好生恶死，人之共性，且以中国文化为甚。“愈是无聊赖，没出息的脚色，愈想长寿，想不朽”（《古书与白话》），对此鲁迅痛加斥责。

　　决绝，除此二字无以概括鲁迅的生命态度。

　　临死前不久写出的《死》，明确交待了“赶快收敛，埋掉，拉倒”，“不要做任何关于纪念的事情”，对妻儿未来生活也有直白的指点。这正无妨视为鲁迅的遗嘱。看透生死，习惯死亡，实在是鲁迅区别于凡人的本质所在。唯其如此，鲁迅重病时一直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他不遵医嘱，未去休养，病情稍见好转即行写作，活到五六十自以为赚了“外快”。明了于此，对鲁迅病重仍坚持延请医术平平的须藤大夫，也就不难理解了。

　　“一个人对于死亡的态度往往反映了他对人生的态度”，鹿地亘所见极是：“鲁迅先生在临近死亡的威胁下没有丝毫的沮丧，忧愁，他坚忍不拔的意志更加快了工作速度。”（鹿地亘《鲁迅——我的师友》）鲁迅亲身实践了他的生命哲学。

　　鲁迅生命观的形成

　　纵观鲁迅的生命观，在三味书屋所受魏晋文学熏陶是其文化的源头活水。魏晋文学充满了“人生不满百，常怀千岁忧”的生命嗟叹，曹丕倡导“未若文章之无穷”，更是策略地颠覆了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的序列。魏晋文学的自觉，实乃生命之觉醒。少年时代的魏晋教育早给鲁迅播下了另类的文化种子。

　　但是，遭遇亲人的死亡更能震撼稚嫩的心灵。

　　鲁迅8岁时，小妹端姑出生十月夭亡。那时鲁迅已不再懵懂，端姑病笃时他在屋隅为妹妹暗泣。1892年曾祖母去世，无意中撬动了周家老宅的基石。在京为官的祖父周福清（号介孚）千里奔丧回乡，因为周家子弟科考“走门子”行贿败露，被系入狱。生死的惶惑与恐惧从未如此近逼，鲁迅随母亲逃往娘家安桥头避难，大受刺激。介孚公被判斩监候，周家于此进入了长达7年的生死等候的焦灼期。

　　待死之人命偏硬得狠，而富于青春、韶华之年的亲友却不期然地死去。介孚公系狱的第二年秋，鲁迅的小姑母（康官）产后患产褥热病逝。父亲承受着科场无望而老父又命在旦夕的双重煎熬，在祖父入狱当年的某一天突然吐血，终于1896年死去，年仅37岁。两年后，鲁迅赴南京读书，在等候开学期间回乡参加县考，遇四弟椿寿夭亡。

　　四年后，鲁迅远渡东瀛，留学日本，一待八年，于兹华族危机与生命觉醒形成异质同构，在济世中实现超众以致“不朽”，这是鲁迅的人生设计，“幻灯片事件”是又一起生死事件，它促使鲁迅弃医从文，为的是启蒙民族精神，也为了个人的文学自觉。

　　西哲存在主义的文思，克尔凯廓尔、尼采、安特莱夫、迦尔洵、望·蔼覃等人的作品，进一步充实了鲁迅的个性主张，为此他拒绝成为革命党暗杀行动的牺牲品。鲁迅对自己有更高的期许。

　　辛亥革命后，鲁迅北上为教育部部员，经历南北议和，袁世凯称帝，曹锟贿选……这一切让鲁迅深有幻灭感。再加上包办婚姻的失意，时有病痛作怪，家族死亡阴影随之浮上心头，使其倍受煎熬，1924年已成就文名的鲁迅，仍向北大学生李秉中流露了自杀的念头。李秉中亦有自杀倾向，这就叫同病相怜。

　　鲁迅采取纵酒、学佛、抄碑等方式进行自我排遣、自我陶冶、自我麻醉。在成名后，又以熬夜写作来加速生命的燃烧，此与其师章太炎“速死”之道异曲同工。他所以没有选择显在的自杀，是感激母亲的养育之恩，更因其also a man，求生亦是其本能。

　　从死火重温到花开花落两由之

　　在北京后几年，鲁迅所作《野草》以诗语纵容阴郁、颓败的心情放任自流，藉此宣泄了他内心的死亡意识，完成了生死的思考，实现了文学疗伤的功能。

　　但死火重温，关键还在于爱情的力量。许广平闯入他的情感世界，赋予鲁迅新的生机。这迟到的爱，对于鲁迅具有生命拯救意义。除了许广平，还有谁过问鲁迅的生死？为此，鲁迅在女师大风潮中完全站到了学生一边；为此，鲁迅找到了生存的另一理由——“为了我的敌人”。

　　鲁迅决定活下去，不是想做什么“名人”，而是要“玩玩”。此外，“中间物”的历史定位，作为进化链条的一节，鲁迅也确立了“应该和光阴偕逝，逐渐消亡”（《写在〈坟〉后面》）的生存方式。

　　离开北京后，之厦门、之广州，最后折至上海，并且渐渐安顿下来。在教授与作家之间，鲁迅选定了后者，算是将爱好变成了专职。然而，职业作家的自我定位，反倒拘限了鲁迅的自由创作。灵感弃他而去，重写中国文学史亦因纷扰的心绪、资料的欠缺、生计的拖累而只能敛手兴叹。

　　上海，注定要埋葬这位文化英雄。鲁迅迅速老去，衰老得让萧军初见为之落泪。对自己的衰老，鲁迅一方面有所忌讳，另一方面调整了自己的写作方式。比如，推掉一些稿约，有所不为正为有所作为。再如，文化心态更趋沉静，不再激越于论战。又如，生命转速加剧，想写的就赶紧写。

　　晚年鲁迅也适当养生，嗜烟饮酒也受到爱妻的有效控制，但往年积劳向晚年鲁迅连本带息索要昂值，鲁迅疾患不断，看病的次数明显增多，但再多不过是敷衍，他自己也是个焦躁的病人，医药仅成安慰剂。鲁迅依旧透支着生命，他在《“这也是生活”……》中已暗示自己将死于“过劳死”。

　　但这已不是有意找死，只是遇生且活，死来即亡。用鲁迅的话说，也就是“姑且活下去”，“姑活”不同于醉生梦死的“苟活”。因为“姑活”，鲁迅挈妇将雏躲避“一·二八”战火，躲避国民党当局的迫害；正因为“姑活”，鲁迅不惧特务暗杀威胁，毅然前行为“民权保障同盟”总干事杨杏佛送殓——鲁迅已是“花开花落两由之”了。

　　花开花落两由之，是生存命题逻辑推演的必然结果，这也是鲁迅生命哲学的最高终结。

　　鲁迅创作的生死主题

　　生死关怀，是鲁迅创作的一个潜在母题。

　　晚年鲁迅承认：“多伤感情调，乃知识分子之常，我亦大有此病，或此生终不能改”，他认为此乃人之“真情”，“无赖子”无之。

　　那确然是一个生命短促的时代，与鲁迅生命交织又先他逝去的，可以开出一份长长的死亡名单。《朝花夕拾》对保姆、父亲、范爱农深表哀悼之意，面对国民党当局的血腥屠戮，鲁迅更是写出了《为了忘却的记念》，与《记念刘和珍君》合成双璧，深情追悼强权暴政下殒灭的灵魂。他还为《守常全集》作“题记”，为白莽诗集作序，更是带有“纸墨更寿于金石”的用意，花大力气为亡友瞿秋白编纂遗文集，意在接续亡友的生命。

　　感念逝去的生命，译印先贤的作品，成为极具生命感的鲁迅行为。译印厨川白村的《出了象牙之塔》，因原作者死于关东大地震；与郑振铎编辑《北平笺谱》《十竹斋笺谱》，那是在抢救行将消亡的制笺艺术传统。此外，鲁迅作品中还有一些丧悼文字，如《韦素园墓记》、《鎌田诚一墓记》、《忆韦素园君》、《忆刘半农》、《死所》、《关于太炎先生二三事》等，还有那没有写完的《因太炎先生而想起的二三事》。

　　在生命的最后阶段，鲁迅织就《死》、《女吊》等黑焰文字，更是满蕴着自我的生命意识。

　　鲁迅终于走到了他的人生尽头。但他在同生命迁逝的角力中胜出。

　　我们现在只能假定“鲁迅”这一笔名具有NOTHING的含义，但有一点可以肯定，鲁迅寓言证实他的如此人生到头来绝非一无所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