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是第五届中国（大朗）国际毛织产品交易会的最后一天。为期五天的“织交会”，不只是五彩丝线的秀场，更是一个名镇转型的胎动。

　　“织织复织织”，从线到片，从片到衣。在大朗，相当比例的人对这个流程了然于胸，因为他们的心血凝结其中。日复一日的辛勤织造，织就了“中国羊毛衫名镇”——大朗。

　　如今，毛织生产却已进入多事之秋。受劳动力成本等方面的压力，毛织企业纷纷倒闭，或将生产环节转移向山区、内地，甚至东南亚。

　　深深的忧虑敲击着许多大朗人的心：没有了毛织生产，大朗的明天在哪里？就在这逃离与死亡的阵痛中，一片新的图景跃然而出。

　　困惑

　　毛织生产风光不再

　　“这几年，毛织一年比一年难做了。”大朗一毛纺厂老板感叹道，“倒闭”、“跑路”和“清理”交错，令众多毛织企业主彷徨不已。就在这时，省内的信宜、湖南蓝山等带着他们的优惠政策，从四面八方赶来。

　　中小企业主的哀伤

　　10月14日，第五届中国（大朗）国际毛织产品交易会（简称“织交会”）开幕。进入“织交会”会场，映入眼帘的都是七彩毛衣。而一年一度的“织交会”，今年又比去年更添些喧嚣——不少展商都用上了电视、音响等设备，以视觉效果冲击人们的眼球。

　　喧嚣之中，一位身着灰色羊毛衫的中年男子缓慢踱步于展位间，显得安静和黯然。这位李老板，土生土长的大朗人，在洋乌村开了一家毛纺厂。

　　李老板告诉记者，他做毛纺厂已四五年了。上世纪80年代，他就开始在香港人开的毛纺厂做工。后来他将自己的房子租给别人开家庭作坊式的毛纺厂，成了半个“包租公”。

　　渐渐地，大朗的毛织厂越来越多，在有些村已经聚集成堆了。“为什么钱一定要让人家赚呢？”李老板下定决心，买织机，雇人，自己开了一间小毛纺厂，替一些大厂做加工。几年时间里，毛纺厂从小作坊发展到四五十人的规模，机器也越买越多。但李老板才刚享受到开厂的成就感，形势就起了变化。

　　“这几年，毛织一年比一年难做，日子越来越难熬了。”李老板毫不隐讳地说，现在做毛织加工利润越来越少，招工也越来越难，常常是看着一堆机器发愁。“我看这两三年内，大朗现有的小毛织加工厂大部分都会倒闭，包括我自己的厂。”

　　经营不善老板跑路

　　“你听说过大朗有多少老板跑掉吗？很多工厂晚上还在轰轰烈烈地生产，第二天早上，工人们突然发现老板不见了。”位于大朗求富路工业区的安康兄弟毛织有限公司总经理张金华说。

　　有一份数据显示，在2005年，大朗镇有20%的毛织厂倒闭或经营不善，有30%的印染厂老板逃跑，有将近2万名工人失业。

　　“这是劳动密集型产业的悲哀。”张金华如此形容。

　　大朗镇委副书记林熙仿说，大朗很多小厂都存在不利于社会稳定的隐患。“很多都是家庭作坊式的，两口子，带个小孩，请几个老乡，就办个毛纺厂。一旦他拿不到加工费，又没钱给人家发工钱，工人就只好集体上访。”

　　林熙仿介绍说，这种小厂还有一个特点，就是“三合一”，住一起，洗水、烫也在一起，很容易起火。“这种厂，最近我们清理了一两千家。”

　　“倒闭”、“跑路”和“清理”交错，令众多毛织企业主彷徨不已。就在这期间，省内的信宜、海丰，湖南蓝山，广西桂平，江西赣州等等，带着他们的优惠政策，从四面八方赶来了。他们的目的，正是要吸收大朗的毛织产业转移。

　　产业转移渐渐成风

　　大朗镇委副书记林熙仿说，很多地方来大朗招商，就是想把这边的毛织厂转移过去。目前已有不少在东莞发家的老板去省内的山区和东西两翼、湖南、广西、贵州、江西等地投资办厂。“初期很多信宜人来这边创业。现在劳动力在这边贵，在家乡他们不必花多少钱就可以招到人。信宜现在有一个物流公司，每天白天送衣服过来，晚上拉毛料回去加工。”

　　据林熙仿介绍，信宜毛织厂现在已经发展到500家左右，湖南蓝山也有300多家。信宜更是与大朗共建了产业转移园。9月底，该产业园被认定为广东省产业转移工业园。信宜方面提供的数据显示，入园的毛织企业70%以上是原在大朗创业的信宜老板回乡投资的。

　　产业淘汰、转移渐成风潮的时候，小厂纷纷倒闭或撤走。在大朗政府网站，更有人以“大朗人”的落款留下这样一段话：“大朗的兴旺离不开一些小型的毛织厂，但如今行情真的淡了很多。如果再这样下去，大朗的明天是否依然灿烂？”

　　追忆

　　七彩丝线织就大朗神话

　　从1979年一港商在大朗投资兴建了第一家毛织厂——“大朗毛织一厂”，到2002年，不产一根羊毛的大朗镇，被中国纺织工业协会授予“中国羊毛衫名镇”称号。几代人的努力书写着大朗毛织的神话。

　　荔枝之乡迎来转机

　　大朗每个工业区、每个村落、每条道路，无不充满着毛织的气息。“村村毛线绕，户户织机响”，毛织业渗透到大朗的每个角落。

　　如今，几乎无人不晓大朗“中国羊毛衫名镇”的盛名。其实以丘陵地形为主的南方小镇大朗，原是有名的“荔枝之乡”。“六七十年代，那时大朗就靠几个荔枝，能卖多少钱？”一位“老大朗”回忆起从前的艰苦岁月。

　　1979年的春天，一个偶然的机缘，使大朗的历史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随着香港毛织产业向珠三角地区转移，一位港商在大朗投资兴建了第一家毛织厂。随后，一批批毛织企业接踵而来。

　　“那时，进毛织一厂做工人，是大朗人的荣耀。很多人找关系进去。”洋乌村李老板曾在大朗毛织一厂打工，成为洗脚上田的第一批产业工人。

　　“敢为天下先”的东莞人渐渐觉悟，开始翻身做老板。“兄弟档”

　　、“夫妻厂”等作坊式工厂丛生，大朗毛织业渐渐积累起民营资本。

　　“企业主大多没有市场意识，有单就做，没单就停机。村里很多农民都去捡毛织厂倒掉的毛料，找个机来摇摇，小的接大，然后拿来卖。别小看它，很赚钱的。”大朗镇委副书记林熙仿将毛织业形容为大朗的“富民产业”。

　　毛织重镇名震天下

　　1993年，一位在深圳投资的俄罗斯商人来大朗订购1万件毛衣，成就了大朗毛织的第一笔“国际交易”。大朗镇政府顺势而为，出台了一系列用地、用水、用电、用工等方面的优惠政策，使当地的毛织民营企业进入快速发展时期。

　　“无论你在哪里下单，都在东莞制造。”东莞在毛织产业上，也天生有着“制造”优势。甚至不少温州、福建的企业都将订单发至东莞来生产。

　　“我们以前给人家做加工，赚那么几个加工费，人家还不信任你，说你外地佬。”目前在国内已具备相当名气的英伟服饰董事长关伟也经历了从贩卖毛衣、到替人加工、最终创立自主品牌的过程。随着民营资本的积累和企业主观念的转变，东莞已不再满足于为人作嫁衣裳，走自己的路成为许多企业家的选择。

　　1996年，大朗镇建成广东最大的毛织品和原料集散地——广东毛织市场。2001年起，大朗每年组织一次“织交会”。各种国际展会也频现大朗毛织的身影。大朗开始营销自己的产品和品牌。

　　民营企业崛起，大朗第一家毛织厂——大朗毛织一厂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下竟日渐式微。2002年，大朗毛织一厂欠下几千工人工资、6000多万元加工费。不久，大朗毛织一厂倒闭。

　　2002年，不产一根羊毛的大朗镇，被中国纺织工业协会授予“中国羊毛衫名镇”称号。2005年年底，大朗毛织产业集群被确认为第一批广东省产业集群升级示范区。

　　危机毛织生产渐入多事之秋

　　劳动力、地价，已经成为缚在中小纺织企业身上的两条绳索。“市场环境也不一样了，10年前大家求着你生产，现在你不生产自然会有别人生产。”随之而来的是利润越来越低，于是，很多老板不得不选择“跑路”。

　　民工荒扼住中小企业咽喉

　　“本地人讲：你把厂赶走了。

　　其实现在珠江三角洲已经饱和了，劳动力价格高，土地资源已基本耗尽，劳动密集型产业必须转移。他们在这边生存压力也大，只能去那些目前还不发达、劳动力相对便宜的地方。“大朗镇委副书记林熙仿说。

　　如林熙仿所言，劳动力和地价，已经成为缚在中小纺织企业身上的两条绳索。

　　一位湖南蓝山籍老板称，蓝山县以前每年有20万人到莞从事毛织工作，现在不足5万。很多老乡在这边练成了熟手，回去做师傅去了，工资有些比这边还高，而蓝山的消费比东莞低很多。

　　安康兄弟公司总经理张金华将“民工荒”视为产业转移的第一原因。内地的经济在发展，珠三角的劳动环境却没有发生大的变化，使得工人对一些厂家不满，技术工人向内地转移渐成大势。此外，长三角也加入了竞争的行列，温州、嘉兴等地企业一般可以拿出1500元的工资，而在大朗，基本上都在1000元上下徘徊。

　　“今年的人力成本要比往年高很多，比去年至少提高15%.即使这样，他们还要求更多的休息时间。有些工人来大朗打工10年都没回家，现在他们会说：我要回家结婚，我要回家生小孩。撂下一句话，就回家去了。”张金华说。

　　劳动力的转移，使大朗一半以上的工厂缺工。小企业因招工不足而纷纷倒闭，大企业则一面提高待遇，一面另谋良策。英伟服饰就在广西桂平开了一个分厂，成为大朗产业转移的一个实践者。

　　“当时我们已看到民工荒的苗头。在桂平开设分厂，是考虑到那个地方有比较充裕的劳动力，而且价格相对低廉。”英伟服饰厂长王建国说。

　　话语权缺失导致资金链脆弱

　　“大朗起码80%以上的企业都是在做加工。他们面临的最主要瓶颈，便是话语权。一件衣服多少钱，人家说了算。”安康兄弟公司总经理张金华表示，加工企业处在产业链条的最底端。做毛织加工利润空间小的事实已无法动摇，而这又导致大量毛织企业无法给工人提供更好的待遇，形成恶性循环。于是，很多老板不得不选择“跑路”。

　　一些企业主表示，现在相当多的订单都发往山区、东西两翼甚至内地去加工。他们的眼光不再只停留在本地企业身上，而是在全国范围内寻求更大的利润空间。若在东莞本地加工，价格下不来。“市场环境也不一样了，10年前大家求着你生产，现在你不生产自然会有别人生产。”

　　张金华认为，毛织加工企业最脆弱的是资金链。他把资金链比喻为水，上面的层级越多，分流就越多，流到最下端的水就越少。“水是先流到外贸公司或者我们这类品牌企业来的，再分给他们。付款方式有月结、季度结等，若加工企业没有足够的流动资金，很容易一夜之间倒闭。”

　　但大朗许多老板似乎并未跟上时代的步伐，每年很多企业倒闭，每年又有许多新企业加入低水平的加工竞争。“尤其是本地的老板，很多都没有摆脱小富即安的思想。谁都想做大做强，但能否做大做强，跟企业家的胸怀有很大关系。现在也有很多老板试图在变，但变的步伐比较缓慢。”英伟服饰厂长王建国说。

　　张金华认为，珠三角经济的发展已经到了一定程度，不再适合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毛织生产企业的出路很艰难，他们或死亡，或转移。

　　劳动力、土地、话语权、资金链……危机重重，大朗毛织企业如何突出重围？

　　前路

　　“生产是不能做下去了”

　　“产业转移是产业发展的必然趋势。我们不必担心信宜等地发展起来，把大朗挤压了。我们怕信宜做什么呢？香港不也是这样过来的吗？人家外国人只知道到大朗买毛衣，不知道去信宜嘛。”大朗镇委副书记林熙仿对“产业转移”并不困惑。

　　买电脑织机做大深加工

　　大朗镇委副书记林熙仿将毛织生产企业的出路归结为两条，资金不足的，最快捷的方法是转移到目前还不发达的地区；资金充足的，可以买电脑织机。

　　“不用我们去引导，民营企业家都知道跟着市场走。”林熙仿介绍说，不少企业已将需要大量劳动力的前整（即将毛线制作成衣服的工序）转移出去，在东莞仅留下后整（将已制成的衣服染色、洗水、印花、整烫等工序）。英伟服饰就是采取这种做法，每年上千万件衣服的前整工序在广西桂平完成。也有上千人的企业，整体搬离了东莞。

　　但多数企业仍是将总部留在了这里，将前整工序转移出去，或者外包给东莞或其他地区的加工企业做，自己则保留后整工序。

　　“经常有人要我们替他们做加工，我们都拒绝了。我们自己的单都来不及做。”英伟服饰厂长王建国表示，随着市场需求扩大，英伟服饰计划在即将落成的二期工程中引入电脑织机。

　　“一台电脑织机，顶25个劳动力。每台电脑织机要50万元左右。

　　传统的机器1000多也能买，但是要发工资，还要吃住，算下来还是电脑织机合算。而且电脑织机比人工拉得好，把图纸放上去，设置好，毛线放上去，就可以织出高质量的毛衫来。这样既解决了劳动力短缺的问题，也解决了质量问题，产业也得到了提升。“林熙仿介绍说，大朗目前在大量引进德国、瑞士、日本的先进电脑织机，两年来引进了2000多台，目前大朗毛织企业总计拥有的电脑织机已达3000多台。

　　林熙仿判断说，以后靠劳动力的企业很难生存。如果企业坚持做生产，则应提高附加值，转向深加工。

　　专注两头卖设计价值

　　教师出身的湖北人倪国勇，对做毛织有自己独特的看法。“生产很有局限性，你只可能办一个工厂或几个工厂。销售多了后，有很多工厂可以帮我做。大朗这里有3000多家毛织厂，要我一个人开那么多厂不可能。但他们已经有基础了，我不必要把钱投在这里。”倪国勇将自己的安康兄弟公司定位为哑铃状的发展，做设计和销售，只为销售必要而保留少许生产环节。

　　倪国勇的选择，源于自己的一路坎坷。1996年，倪国勇就自己开了工厂。“无论我赚多少钱，都投在机器和人力上了。”后来倪国勇狠下心来把工厂卖掉，投资130多万的工厂只卖了13.5万元。由此他坚信：设备再多再好，一旦更新换代，就不值钱了。

　　1999年，倪国勇北上，在北京开设了一个毛衫销售窗口。2004年5月，积累了资本的倪国勇卷土重来，在大朗设立安康兄弟公司。初期他仍以为，产供销一条龙利润会更丰厚，于是也自己做生产。“后来我才知道，从线到片，从片到衣，每个环节都很不容易。”5个月之后，投入的300多万几乎亏尽。倪国勇终于顿悟：生产是不能再做下去了。

　　于是，安康兄弟公司将加工环节中的绝大部分转移给其他企业做，专注于设计和销售。安康每天推出20几个新款，建立大面积的板房（即样品房），并在北京、广州、香港、美国、英国等地设置了销售点。

　　“我们要话语权，反过来告诉客人：我们公司产品是自己设计的，你看上了，我们的产品就值这个钱。”

　　在大朗，倪国勇这样专注两头的企业可能仅此一家。也有许多生产型企业开始注意扩大在设计和销售方面的投入。据大朗镇委副书记林熙仿介绍，大朗上规模的企业基本上都有几个至20个左右的专业设计师。

　　倪国勇称自己只是摸着石头过河，不知道能不能成功。40多人的研发队伍，7个设计师，20人左右的销售团队，100人左右的生产人员，如此规模不能不说是“小厂”。然而一年时间，安康从低矮的“鸟笼”

　　式工厂搬至几层楼高的大厂房，并将自己的广告在织交会上打得满天飞，其发展势头不容小觑。

　　倪国勇的故事或许能给众多毛织企业主以明示：加工与销售企业该如何抉择？或许，安康兄弟公司所走的路，正是大朗毛织企业的未来所向？

　　毛织重镇向集散中心转型

　　“一将成名万骨枯”。或许产业升级的过程中，死亡总是常事，阵痛在所难免。但若将产业升级拒之门外，无异于慢性自杀。

　　“毛织产业走到今天，20多年了，应该转变了。香港是没到20年就变了。香港原来是一个生产基地，后来产业转移向内地，留下一些商行、洋行，他们研发、接单，我们生产。”安康兄弟公司董事长倪国勇称，东莞会重走香港走过的路。

　　这种看法与大朗镇委副书记林熙仿不谋而合。在不少官方人士对“产业转移”的话题避之唯恐不及的时候，林熙仿并不困惑。“产业转移是产业发展的必然趋势。我们不必担心信宜等地发展起来，把大朗挤压了。我们怕信宜做什么呢？香港不也是这样过来的吗？它可以代替东莞的生产，但代替不了大朗这个销售渠道。人家外国人只知道到大朗买毛衣，不知道去信宜嘛。”

　　“无论你在哪里生产，都必须拿到大朗来销售，必须在大朗设立总部。今后，政府将继续出台一些政策，对毛织产业进行扶持、引导和服务，将大朗打造成中国毛织贸易集散中心。”林熙仿将大朗毛织的未来着重定位于贸易环节。

　　数十年后，以“不产一根羊毛，却成为中国羊毛衫名镇”名震天下的大朗，或许将“不产一件毛衣，却仍是中国羊毛衫名镇”。

　　大朗毛织概况

　　全球每5人有一人穿大朗毛衣

　　纺织服装是东莞八大支柱产业之一，且长期居于前三的位置。其中最主要的两股力量，即是虎门服装和大朗毛织。虎门服装的制作过程称为“梭织”，而大朗毛织则是“毛针织”，二者迥然不同。

　　大朗毛织从1979年港商投资的“大朗毛织一厂”起步，至今发展成为高度密集的6平方公里的毛织产业带，毛织专业街道总长6.5公里。

　　以大朗为中心，辐射常平、东坑、横沥等镇，大小毛织企业近万家。

　　仅大朗镇就有毛织企业3000多家，规模以上企业105家，形成了研发设计、生产加工、原料辅料、机械设备、洗水印花、物流贸易、人才培训、科技服务、信息咨询等一条龙产业配套。整个产业集群年销售量超过12亿件，仅在大朗集散的就超过8亿件。

　　大朗生产的毛衣，40%在国内销售，60%出口意大利、美国等80多个国家和地区。据测算，近五年，大朗生产的毛衣，全国平均每3个人就有2件，全世界平均每5个人就有1件。目前，大朗已成为全国综合实力最强的毛织产品生产基地，成为国际毛织产品重要采购基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