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艰苦卓绝的长征终于过去，历史以自己的方式翻开新的篇章。红军在延安度过的13年里，广袤的黄土高坡展露新颜。文化、教育、医疗、卫生……社会形态的各个方面都在悄无声息地发生着变化，用“日新月异”来形容这段岁月，并不夸张。
可以说，延安时期是红军长征的延续——在长征途中，经历了低潮、挫折的中国共产党人，思考着从中国实际出发，改造旧的社会、建设新国家的方法和途径。这些理念和思考，在延安时期得以化为实践，并逐渐探索出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道路。
这条道路，不仅在未来十几年里真真实实地从黄土高坡铺向了全中国，更成型为“延安精神”，至今仍然为人们提供精神动力支持。
润物细无声，承继了长征之路的革命圣地延安不仅代表了一个时代，更直接影响未来。
把现代医学带进陕北
过去陕北农民遇见头疼脑热时的第一反应不是主动寻医问药，而是求助于香灰。改变当地人的这一习惯，边区政府仅仅用了10年时间。
1935年前，延安城区仅有几家中药铺和几名坐堂中医，医疗卫生事业也十分落后。1939年，陕甘宁边区保健药社成立；1940年，延安药材学校、制药厂成立，同年，“国医代表大会”召开，当地组织了专门的“采药队”发展中医药事业。
西医的诊疗手段更是随着红军的到来才逐渐被当地百姓接受。从1938年开始，陕甘宁边区医院、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中央医院、中央门诊部、八路军门诊部、联防军医院、留守兵团野战医院、边区门诊部等大型医院先后成立。美籍医生马海德，苏联医生米勒、阿洛夫，印度援华医疗队队员柯棣华，以及加拿大著名胸外科专家白求恩等国外的医务工作者也先后来到延安，把西医诊疗带进了黄土地。
到1947年的时候，边区政府下属的每一个区，均至少有一家药社或卫生合作社，很多医院的设备相当完善，成立于1937年10月的陕甘宁边区医院，到1939年6月15日，已设有内科、外科、妇产科、儿科和化验室、X光室、显微镜室等现代医科，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完全能够实行近代医学上的一般手术。根据1946年边区政府的一份调查显示，陕甘宁边区医院为群众治病的比例逐年升高，1941年群众病员占就诊人数的25％，1943年为30％。
在百姓中，边区政府大力提倡中西医结合，中西药并用，广泛宣传和普及科学卫生知识，组织大量的医疗分队，深入农村为老乡们送医送药。1937年的一份调查显示，延安市郊区黑龙村的11名育龄妇女，1935年前生育67胎，仅成活22胎，占32.84％，且有两胎是残疾。边区政府成立后，这11名妇女生育的婴儿全部成活。
更重要的是，陕甘宁边区在延安提出了“预防为主”和“预防第一”的卫生方针，使延安成为当时国内设立传染病防治机制不多的几个地方之一。
红军到达延安之前，延安境内经常由于缺医少药，疫病肆虐。1940年3月，中共中央在延安召集防疫会议，制定防疫措施。5月26日成立延安防疫委员会，李富春任主任。该会为延安防疫运动的最高领导机构。接着，延安市防疫委员会成立。各单位成立防疫分会，预防接种率达到80％，有效遏制了疫病传染。
1942年4月28日，陕甘宁边区防疫委员会成立，专门管理全边区防疫工作。5月13日，边区防疫委员会通过《预防管理传染病条例》，将传染病分为两类:鼠疫、霍乱、天花为第一类，要求确诊后24小时内用电话上报；伤寒及副伤寒、赤痢、斑疹伤寒、回归热、猩红热为第二类，要求按周报告，由边区防疫委员会协同地方采取相应措施。
在一系列医疗防治措施的推动下，延安地区疫病横行的旧貌得到了很大改观。
神话传说中，民间疾苦常寻解于蓬莱仙山。红军到来后的延安已把神话变为现实，求医问药无须到蓬莱。
每五块钱里，
就有一块投在教育上
走过了二万五千里的队伍比谁都清楚精神的力量，也比谁都更重视当地百姓的精神生活。
20％的边区经费用在教育上，这是边区政府1937年下发的硬性规定。
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前，延安地区文化十分落后，当地人民的识字率仅为1％左右。1937年，边区政府刚成立后的第一项大型工作，便是设立了大量的夜校、冬学、巡回训练班、俱乐部、识字促进会和识字组。
根据当年的地方志记载，仅边区政府成立的当年，延安就办起冬学619所，学生人数达1万余人。1938年，社会教育得到更大普及，办起冬学723所，学生人数达2万余人；识字组5560组，人数近4万人。
1939年，边区提出当年消灭文盲3万人，社会教育各组织又有了较大的发展。至1940年，各种社会教育组织仍继续发展，共开办5469处，学生近6万人。边区的社会教育，对于提高边区人民文化水平起了重要的作用。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延安，到处可以看到孩子教妈妈识字，夫妻互教互学的动人场面。
其它各个级别的教育也如火如荼地普及开来。陕甘宁边区政府规定，分区领导中等学校，县(市)领导完小(即从一年级到六年级都有的小学——编者注)，乡政府领导初小。在政府财政的大力支持下，延安地区的初等和中等教育发展很快。1937年，延安地区的小学从边区政府成立前的120所猛增至545所。到了解放军撤离延安的时候，延安地区已经有小学1377所，学生34004人，与1937年相比，学校增加2.5倍，学生增加3.2倍。
在职业教育方面，1939年7月，边区政府创建了延安农业学校，设农艺、园艺、畜牧3科，招收完小毕业和同等学力者，学制1－2年。1940年至1944年，陕甘宁边区又先后开设了延安医药学校、艺术学校、边区职业学校、农业学校和妇女职业学校。医药学校设医士、护士、医药3科。1942年有护士、医药各一班，共84人。边区妇女职业学校学习新法接生和纺线织布。
高等教育更是随着红军的到来发生了从无到有的变化。1935年10月，延安历史上第一座大学——陕甘宁红军军政干部学校在瓦窑堡成立，学员4000余人。
随后，抗日军政大学、陕北公学、鲁迅艺术学院、中国女子大学、自然科学院、军事学院等30多所“窑洞大学”相继诞生。
学校遍地开花，延安人的风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80岁的徐金山老人从小就生活在延安，他回忆说:“一到晚上，山上灯火辉煌，到处歌声嘹亮，都是唱歌的。夏天，延河水很大，河边男男女女洗衣服、洗澡。礼拜天很多人坐在河边，把脚放在河水里看书。都是忙忙碌碌，不是工作就是看书，街上几乎看不到有人在闲溜达。”
充沛的教育资源迅速在当地开花结果。培养一批，输送一批，在延安学成的人们迅速“到人民中去生根、开花”，给中国革命的胜利奠定了强有力的基础。
开启民智，移风易俗
随着教育程度的普及，思想上的诸多禁锢也随之放开，更多开放和先进的思想观念流入了延安。一粒粒圆滚滚的黑豆，就是开启民智的最好见证。
边区百姓有了自主选举政府官员的权利，现代社会的基本政治构成出现在曾经诞生华夏民族的古老土地上，却显得异常和谐。徐金山老人回忆道:“老百姓不会写字怎么选举？开选举会时，每个候选人身后放一个碗，老百姓想选谁就给谁的碗里放一粒豆子，谁碗里的豆子多谁就当选。老百姓把这种方法叫‘豆豆选’。”
随后成立的边区政府构成实行“三三制”，即共产党员、进步分子、中间分子各占三分之一，民主选举政府领导人和各级政权，兼顾各方利益。公平公正的“三三制”很快受到了大家的认可。原米脂县士绅李鼎铭在当地很有名望，他大半生不参加政治，不加入任何党派，在晚年时却愉快地当选为边区政府副主席。
沉积多年的封建陋习也像雨后的乌云一样被迅速吹散。毛泽东曾说:“陕甘宁边区是全国最进步的地方。这里一没有贪官污吏，二没有土豪劣绅，三没有赌博，四没有娼妓，五没有小老婆，六没有叫化子，七没有结党营私之徒，八没有萎靡不振之气，九没有人吃磨擦饭，十没有人发国难财。”
1939年8月1日，一部《陕甘宁边区政府禁止妇女缠足条例》由边区政府正式颁布。它解开了束缚了陕北妇女数百年的枷锁，从此，缠足陋习渐渐从边区绝迹。同时，伴随着女性自主意识的觉醒，一股自由婚姻的新风潮在古老的黄土坡上扬起。
1944年3月14日，延安《解放日报》首先披露了边区妇女封芝琴争取婚姻自由的事迹。
娘家住华池县城壕乡的封芝琴4岁时就与悦乐张湾村的张柏结为娃娃亲，二人自小常来常往，感情深厚。然而，其父封彦贵嫌张家穷，不愿结这门亲事，将女儿卖给了城壕南塬的张跛子。封芝琴死也不从，在家里大闹几天。张柏的父亲张金才知道后，跑到县法院告封彦贵出卖女儿。县长亲自审案，撤销了这桩婚事。
当年4月，封彦贵又以20块大洋、8000法币、4匹哔叽布的价格，把女儿卖给新堡的朱寿昌为妻，结果遭到了封芝琴坚决反对。封芝琴捎话到张柏家，除了张柏，不嫁任何人。
见此情景，张家便采取了当地流传的一种办法——抢婚，4月13日深夜抢走了封芝琴。第二天，封彦贵跑到县法院告张金才“抢劫民女”，县法院未做深入调查，就把抢亲的人全部抓了起来，还判了张金才6个月徒刑，并宣布封芝琴与张柏的婚姻无效。对于这一判决，封芝琴坚决不服，她只身翻山越岭80余里，前往庆阳县城找陇东分区专员马锡五告状。
一周后，边区政府召开群众大会公开审理此案，当众宣判封芝琴与张柏婚姻有效，对贪财卖女的封彦贵判以苦役，以示警告。对张金才聚众抢亲、违反人民政府法令，判处有期徒刑3个月。
在那个时代，在封闭落后的黄土高原上，封芝琴的勇气和行为无疑是具有震撼性的。陕甘宁边区的文艺工作者纷纷以封芝琴为原型，编排各种形式的文艺节目。民间艺人韩起祥将其编成长篇鼓词《刘巧告状》，延安文艺工作队把《刘巧告状》编成眉户戏、秦腔。最后，这个故事还成了评剧的经典剧目《刘巧儿》。
通过大众普及的文艺形式，封芝琴的精神被宣传到边区的每一个角落。更多听任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女性从而知道了应该由自己来掌握自己的命运。
“延安精神”
脱茧化蝶
漆黑的寒夜里，狂风夹着雪粒打得人睁不开眼睛，几个学生模样的年轻人互相搀扶着，艰难而又紧张地行进在黄河的冰面上……历尽千难万险，这是最后一关，明天他们就可以到达心中的圣地——延安。
60多年前，这样的场景经常在中国的母亲河上演。从国统区、沦陷区、从海外……大批有志青年和革命志士历尽千辛万苦，奔着宝塔山上的灯光而来，不约而同地会集到延河岸边，会集到了中国共产党的旗帜下。
到底有多少人来到了延安，目前为止还没有一个完整的统计。根据现有的记载，仅1938年5月至8月，通过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介绍的，就有2288人。延安革命纪念馆副馆长霍静廉介绍，1938年、1939年是人们投奔延安最多的一段时期，最多的时候一天就有1000人，那时延安的非生产人员达到了五六万人。而一份1942年5月日本人出版的《华北共军现状》披露，日军占领北平以来，当地大学生到大后方去的只有百分之二十多，投奔解放区的则超过百分之七十。
没有人真正说清延安的巨大魅力体现在哪里，但是，无论是中国人还是外国人，不管是什么身份，什么立场，在他们亲历了延安的生活后，都会发出完全一致的感叹:延安是一片充满巨大魔力的革命热土。
1935年，27岁的范长江只身骑马挎枪，踏遍了中国西北部的大部分疆土。他采访了共产党的高层领导人，也切身考察了沿途的民情地貌。结束了近一年的行程，范长江凭借新闻记者敏锐的观察力，确信一旦中华民族面临危机，中国西部将是国人最后的退守和再生之地。
正如范长江所判断的一样，中国西部在这个国家的历史发展过程中，似乎总是带着一种神秘的色彩，而延安无疑是当中最与众不同的一颗红星。随着共产党扎根西北，这片厚实的土地上最终酝酿出了中国历史新的发展方向。
20世纪80年代初期，美国《纽约时报》的记者来延安访问时，发出了这样的疑问:“当时的延安交通不便、消息闭塞，这种条件如何能领导全国的抗日斗争呢？”延安革命纪念馆讲解员回答:靠群众、靠干部。
在一天天的实践中，共产党人懂得，只能通过成千上万的干部去组织、发动、领导，亿万民众的伟力才会释放出来。
正是有了这样水乳交融的改变，使得延安在当时的中国具有了独特的地位。
1940年，著名爱国华侨陈嘉庚访问边区政府后，把国民政府战时的陪都重庆与共产党人聚集的延安作了详细的比较，他在新加坡的万人大会上郑重地说:“中国的希望在延安！”
1944年7月，美国派出官方代表——美军观察组专程访问延安，看到的是这样的情景:民众与官员打成一片，路无乞丐，家鲜赤贫，服装朴素，男女平等，妇女不穿高跟鞋，不涂口红，文化运动极为认真，整个地区如一校园，青春活泼，与重庆相比，完全是另一个世界。
“在对延安的访问中，我真正体会到了共产党常常说的为人民服务。要是我在延安住上11天，那我一定也会成为一个共产主义者。”美国纽约《先锋论坛报》记者斯蒂尔感慨地说。
正如这些到过延安的人所判断的一样，延安在整个国家的历史发展过程中无疑带有独特的色彩。现在，走在延安的大街上，带“圣”字的名字格外多。西圣、安圣、圣源……不管是旅馆、餐厅，还是住宅小区、商场公园，它们都用名字中的鲜明符号，传递着延安在中国近代史上的独特地位——圣地。
务实、求真、不懈探索……红军到达延安后的13年里，每一时每一刻所做出的奋斗逐渐被凝练成几个主题性词语，演化成长期以来为人们提供动力支持的延安精神。理论联系实际，紧密联系群众，批评和自我批评——至今妇孺皆知的党的三大作风，全部成型于延安，并最终酝酿出了中国历史新的发展方向。
图一:延安市一处窑洞宾馆夜景。昔日的窑洞小城，如今已成为一座充满都市气息的现代化城市。 丁海涛摄
图二:“豆豆选”——边区百姓自主选举政府官员。(资料照片翻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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