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世纪法国剧作家博马舍的名剧《费加罗的婚礼》描述了男仆费加罗与女仆苏姗娜的爱情故事，而这样的传奇显然不大可能在北京的四合院内上演，因为在四合院中，男仆和女仆几乎无缘见面。四合院是微缩的紫禁城，表现着儒家传统对社会秩序的排列设想。

　　世界在悄然发生着变化。在抽离了传统礼序的内核之后，旧时庭院的处境显得十分尴尬。随着人口的激增，完整有序的宅院格局被不断肢解和篡改。它的结果不仅是私搭乱建造成的空间混乱，而且伴生着人际关系的危机。刘心武的《钟鼓楼》、刘恒的《贫嘴张大民的幸福生活》，都对四合院的境遇有着深刻的描写。

　　岁月流转，四合院的面孔已经模糊不清。

　　三眼井胡同的居民们近期议论得最多的就是四合院改造的事。这条胡同位于中轴线东侧——北京市东城区景山东街,属于北京旧城25片历史文化保护区范围。政府已开始把成片的四合院民居纳入文化遗产的范畴。北京市制定了25片历史文化保护区。按照这个规划，北京旧城内37％的地区将得到整体保护，而不是拆除重建，其中绝大部分是四合院保护区。

　　三眼井胡同在清朝时期属皇城，民国初年在北京市内分区，皇城改称黄城，原皇城的范围均属内六区。现在在三眼井胡同的个别老宅门上，还能依稀看到蓝色的“内六区”的门牌。翻阅《燕都丛考》等文献古籍的记载可知，这一带在清末民初时肯定相当气派和风光，应该是东城区精华所萃的一个地方。深厚的历史价值使这里绝无拆迁希望。所以对它的改造，对这里的居民来说自然是一件大事。

　　从景山东侧北大红楼南行数百米，有一条东西向的小胡同，名叫箭杆胡同，其中有一个9号院，有人把这个院落称作五四运动的司令部，因为它曾是中国共产党创始人陈独秀在北京的寓所，这个院落同时也是《新青年》杂志编辑部1917年1月从上海迁到北京以后的所在地。我们查阅到解放初期登记的房屋院落属于私房，房主姓孙，房产来源是祖上遗产，购于1911年。由此我们推测，陈独秀先生1917年从上海来京，租孙家的房子做寓所的。

　　现在箭杆胡同一带正在开始进行危旧房拆迁改造，这条小胡同只剩下短短的一段。它隐身在民政部大院的西侧，胡同北侧的房屋在不久前全部拆迁，已经用蓝色的挡板围成了工地。胡同南侧只有紧邻民政部信访办公室的9号院还存在。它没被拆的惟一原因，就是因为它特殊的历史价值。北京市文物保护部门最近派人来此做过勘察。据院内居民讲，他们不久也将搬迁出去，这个院落将列为北京市文物保护单位，力争恢复历史原貌。

　　四合院采用的是中国传统的院落布局方式，除住宅外，诸如宫殿、寺观等其他类型建筑也多采用这种形式。它不仅反映了中国传统社会“长幼有序”、“上下有分”、“内外有别”的礼制原则和宗法观念，而且从实用功能上看，其房屋、回廊、庭院之间的动静分区与虚实结合，也无不体现出“以人为本”的理想——院内的一道道门（或者一座座门屋），并非僵硬地切断建筑间的联系，而是显示空间的性质不同，能居住环境充满诗意的节奏。东西方都有合院，只有中国的合院是将户外变成屋内的一部分。居民们围着一个院子生活，在应用上，相当于每一边的房子都拥有同样大的庭院，这种实用面积大于建筑面积的神奇布局，对于今天的房屋设计者，别具一种启发价值。

　　作为中国传统建筑形式的典范，学者们一再呼吁尽可能地保留四合院。建筑大师杨廷宝先生在回访他所设计的北京金鱼胡同“和平宾馆”时，对着当时尚存的四合院说：“为什么不可以结合实际情况，修缮一批民居四合院作为旅游旅馆呢？你看那阳光，透过四合院的花架、树丛，显得多么宁静！住家的气氛多浓！还是个作画的好题材呢！”

　　然而走进任何一个昔日四合院、今日大杂院内，我们几乎都会听到居民们对改善生存状况的急切期盼。作家刘心武著文《四合院与抽水马桶》，对现在四合院里居民的生活状况感到担忧：“如果站在居住在北京胡同四合院里，四季（包括北风呼啸的严冬）都必须走出院子去胡同的公共厕所大小便的普通市民，他们的立场上，那么，就应该理解他们的那种迫切希望改进居住品质的心情要求。”作家李国文认为四合院这种建筑形式对居民的文化心态产生了相当的消极影响。他在《超越四合院》一文中说：“中国人要不从心灵里走出这种紧闭着的四合院，要想有大发展，大成就，恐怕也难。”

　　四合院建造实际上考虑了水源问题。居民们通常在两排四合院之间的小巷里打眼水井，蒙语“胡同”（意为水井）一词便成为这样的小巷的代称。景山一带还曾建有供胡同使用的地下水水厂。三眼井胡同内有一口三个泉眼的井而得名,在当时就是皇家和大臣们日常的备用水源。以后，自来水开始进入四合院，但很多院落里的饮用水依然依靠惟一的公用水龙头维系。

　　了解四合院的人，找厕所不应是件麻烦事，因为根据八卦原理它有着固定的位置——通常建在四合院的西南角上，（旧时人们认为那里是“五鬼之地”，在那里建厕所，可以用秽物将“左青龙，右白虎”中的白虎镇住，免其进宅作乱，）掏大粪的人入院掏粪，再把粪背到胡同里，用粪车运往城外粪场。没有抽水马桶，厕所就很难完全进入房屋内部。16世纪，也就是中国的明代，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一世（1533—1603）的廷臣约翰·哈林顿爵士为她设计的最早的带阀门的冲水马桶，法国国王路易十四（1638—1715）也曾在凡尔赛宫中装了一个这样的“英国式”便器。在很长的时间中，抽水马桶是一种奢侈品，直到清末，中国人才最早见到抽水马桶。张德彝在《航海述奇》（1866）中描述他在天津上海间行驶的“行如飞”号轮船上见到的冲水厕所。梁实秋当年在1923年才住进有抽水马桶的楼房。但它们始终与四合院无缘。70年代开始，胡同里陆续出现公厕，来满足居民需要，但仍不实用。刘心武小说《钟鼓楼》里，曾经描写即将出国的局长张奇林，在去机场前突然内急，又怕胡同里的公厕将他的穿戴弄脏，只好“脱下大衣，又进到里屋，套上一条平时穿的裤子，换上一双平时穿的鞋”1，如厕之后，又原样换回来，对四合院生存状态的描摹入木三分。

　　从现实的角度看，布局舒缓的四合院在人口稠密的内城已经失去了平面辅展的空间。无论江南水乡，还是北方院落，中国传统民居正在大面积消失，在现代化的诱惑面前，它们竟然那么不堪一击。那种在“一张八仙大桌前端坐，目光从中堂向四周徐徐延展，咳嗽一声，四声回应，余音绕梁”2的温暖记忆，那种与血脉相牵的家族情感和孝悌伦理，真的要永远消失吗？如何处理四合院的两难处境呢？

　　华新民是呼吁原汁原味保留四合院的代表人物。这位有着四分之三法国血统和四分之一中国血统，操着一口道地的北京话的“保守派”，其祖父华南圭与父亲华揽洪都是土木工程界及建筑界的权威人士。据《三联生活周刊》的报道，她时常出没在即将消失的胡同深处，挨家挨户地访问那些院落。那些尚未搬迁的住户基本上都认识她，所到之处，总有人要她进去看看他们的院子，看能不能想办法保存下来。

　　她的设想是：一部分的院落，可以采取自愿原则，有些居民不愿意住在老城，那么他们与其他愿意留下的居民协商，后者以较为优惠的价格买下来。我还希望政府出面做一个城市建筑“功能转换”工作，把北京现在多余的商场转换成办公楼，把原先那些修建于五六十年代的办公楼，多数是非常结实的筒子楼搬空，改造成单元房，让胡同里转移出来的部分居民居住。这样做的好处是他们仍旧可以留在城里，现代很多古城比如希腊的雅典都有成功的先例，他们的政府就是依靠类似策略，把穷人保留在让他们有工作机会与廉价便利生活条件的内城。

　　菊儿胡同改造工程原貌保留了胡同内质量尚佳的四合院，而人口稠密的危房则被改建成美观实用并按照四合院格局进行围合的二三层楼群；国子监街区的整治则通过市场运作，将危房及一些厂房拆除改建恢复成四合院，使一条古街愈显古色古香。

　　但是，开发商们似乎更看重大规模的房地产开发所带来的经济价值，像菊儿胡同改造工程这样的小规模运作方式一度陷入了困境。

　　如同一次次艰难的演算，改造试点在逐步推动。2002年2月21日，北京市规划委员会负责人透露,三眼井胡同将被改建成为北京市内第一个充分体现四合院原有风韵和格局、具有仿古民居建筑特色，同时具备现代生活设施的历史文化保护区。这将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北京规模最大的一次四合院群落整体改造。参与改造的一千多间房屋全部为砖木结构平房建筑,总建筑面积超过225万平方米。

　　此次新的四合院改造方案将保持原有胡同与建筑之间的尺度和比例关系,保持原有胡同四合院的建筑风格、建筑色彩、基本格局、艺术特点,在此基础上适当调整院落及主要建筑尺度,以适应现代人生活的功能要求。根据方案,工程将通过院落、房屋的高低错落、出入闪躲,创造胡同四合院的自然和谐氛围与历史厚重感,避免街道僵硬、建筑雷同、房屋呆板、平面缺少变化等弊端,并结合宅门、影壁、街头小景、砖石雕刻、牌匾楹联等细部设计,为三眼井历史文化保护区注入传统历史文化内涵,为其赋予生命力。

　　1 刘心武：《钟鼓楼》，第293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版。

　　2 韩少功：《暗示》，第176页，人民文学出版社，2002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