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师八思巴和达赖喇嘛阿旺洛桑嘉措

　　李翊

　　五世达赖22岁那年，面临了无论结果如何必将改变他个人的命运、格鲁派命运的战争，结果战争改变了西藏的格局。《西藏通史——松石宝串》描述说，“固始汗（五世达赖施主）自青海调动大军，进攻藏巴汗在甘孜境内的盟友白利土司。经过近一年的战争，消灭了白利土司顿月多吉。达赖喇嘛以为对白利土司战争结束后，固始汗会返回青海。但是格鲁派司库索南群培却背着达赖喇嘛请求固始汗出兵后藏，消灭藏巴汗。达赖喇嘛并不乐意接受一场新的战争……在后藏地区，蒙古军队最初也因人地生疏而遇到巨大困难，司库索南群培面对这种局势，内心动摇。但是，此刻达赖喇嘛却一反最初对战争的反对，在《自传》里说:“我已下定决心，从佛法与世俗两方面竭尽全力与之争斗，若得胜，大喜;若不得胜，亦决不偷生于藏巴汗治下。”这场战争当然达赖与格鲁派大获全胜。

　　10岁的八思巴与6岁的弟弟，跟随伯父萨迦班智达从西藏赴遥远的蒙古时，前途并不那么明朗。这趟行旅，甚至不是由他们乐意不乐意所能决定的。

　　蒙古军人多尔达赤带兵到了西藏，不久，他将一封太宗窝阔台之侄阔端的令旨送给萨迦班智达，这封令旨既朴实可爱，又直截了当:

　　萨迦班智达贡噶坚赞贝桑布知之

　　我为报答父母及天地之恩，需要一位能指示道路取舍之上师，在选择时选中了你，故望不辞道路艰险前来此处。若是你以年迈为借口（不来），那么以前释迦牟尼为利益众生做出的施舍牺牲又有多少？（对比之下）你岂不是违反了你学法时的誓愿？你难道不惧怕我依边地的法度派遣大军前来追究会给无数众生带来损害吗？故此，你若为佛教及众生着想，请尽快前来。我会将西方的僧众让你知照（即让你管理西方的僧众）。

　　粗犷的蒙古军人，至少在选择萨迦班智达上，不是冲动的简单选择。《西藏通史——松石宝串》记录了多尔达赤对西藏各派高僧的考察结论:“在边地西藏，僧伽以噶当派最大，最讲脸面的是达隆的法主，最有声望的是止贡派的京俄，最精通教法的是萨迦班智达，从他们中迎请哪一位，请颁明令。”阔端的回信说:“今世间的力量和威望没有能超过成吉思汗的，对来世有益的是教法，这最为紧要，因此应迎请萨迦班智达。”

　　当年已经63岁的萨迦班智达无可逃遁。萨迦班智达带上3岁能诵咒语、9岁能为人讲经的八思巴与他的弟弟，王森的分析是，“他俩去蒙古并不能有所作为，他们不过是做人质而已”。3年后，萨迦班智达终于在凉州（今甘肃武威市）与阔端会面。看起来，这是一次成功的会面，“通史”记录说，“阔端发布命令，规定从那以后蒙古的巫师不能按旧规坐在僧众的首位，僧众的首位由萨迦班智达就坐，在集会祈愿时先由佛教的僧众祈祷。据说这是在蒙古首次宣布提高佛教出家僧人的地位”。之后，“阔端患了一种癞病，经萨迦班智达治疗和举行法事，收到明显的疗效。从此，阔端对萨迦班智达产生了热诚的信仰”。萨迦班智达的回报，王森描述，“阔端与萨迦班智达议妥了卫藏归顺蒙古的条件后，由班智达写了一封公开信，劝说卫藏僧俗各个地方势力接受条件归顺蒙古。卫藏地区从此归蒙古统治，实际也从此时加入祖国版图，同时班智达也为萨迦派取得了它在卫藏地区的政治、宗教领袖地位”。在那封公开信的最后，萨迦班智达写道:“汗王对我的关怀超过对其他的人，所以汉地、吐蕃、畏兀儿、西夏的善知识大德和各地的人众都感到惊异，前来听法，十分恭敬。你们不必顾虑蒙古对我们来这里的人会如何对待，全都对我们关心和照应。听从我的人全都可以放心地安住。贡品以金、银、象牙、大粒珍珠、银朱、藏红花、木香、牛黄、虎（皮）、豹（皮）、草豹（皮）、水獭（皮）、蕃呢、乌思地方的氆氇等物为佳品，这里对这些都喜爱。此间对一般的物品不那么看重，不过各地还是可以用自己最好的物品进献。……”

　　八思巴17岁时（1251年），萨迦班智达圆寂，同一年，阔端也辞世。当时的情形，王森描述，“蒙哥即位于库腾敖拉，将汉族地区和藏族地区划为其弟忽必烈的领地。藏族地区，原为阔端领地，至是易主，萨迦派在西藏地区的领袖地位也陷于不稳”。两年后，八思巴与忽必烈第一次会面，看起来，并不那么顺利，“通史”叙述说，“忽必烈对八思巴谈起派人到西藏征集兵差劳役和赋税的事情，八思巴说西藏是边区小地方，田土不多，人民贫困，请求不要征派差税。忽必烈没有同意八思巴的请求，使八思巴心中不悦，对忽必烈说，如果这样，西藏僧人也没有必要来这里住留，请允许我返回自己的家乡。忽必烈说，你可以离去”。

　　自然，八思巴没有离开忽必烈而回西藏。改变下沉命运的机会来了，“当时佛教和道教互争优劣。1258年，蒙哥又敕佛道二家互辩优劣于忽必烈之前。此次辩论双方各有代表17人，八思巴领导佛僧参加这次辩论会，结果，道教一方自认失败，道士17人均削发为僧，若干道观改为佛寺。”王森分析说，“这里除了‘佛道优劣’本身外，更重要的是在蒙古统治者眼中色目人和汉人的等级差别在起作用。”不过，这一胜利的结果对八思巴很重要，“忽必烈大为高兴，八思巴也因此更加受到重视”。这次辩论会两年后，忽必烈即位，当年即封八思巴为国师，并赐玉印（玉印在当时是有职有权的象征）。至此，按佛教通用的“施主与福田”关系，八思巴与忽必烈的关系，达到了过去西藏僧侣未曾达到过的高度。4年后，忽必烈迁都燕京，设总制院，掌管全国佛教事务和吐蕃地区的地方行政事务，又命八思巴以国师领总制院事。如此设置，王森研究的结论是，“促进了西藏‘政教合一’制的形成”。西藏的制度结构自此而变。36岁时，八思巴被皇帝封为“皇天之下、大地之上、西天佛子、创制文字、化身佛陀、辅治国政、诗章之源、五明班智达八思巴帝师”。

　　少年得志，一路顺利的八思巴，噩运在最后降临，46岁时在具吉祥萨迦寺的拉康拉章示寂。《西藏通史——松石宝串》对八思巴充满疑问的辞世，提供的一种解释是，“当时八思巴的大侍从和本钦贡噶桑波二人因为争权而不和，侍从一再在八思巴面前进挑拨之言，制造八思巴与本钦之间的矛盾，而且侍从还假冒上师之名向皇帝奏报本钦的罪过，于是皇帝立即派遣军队前来查办。当军队快要到达乌思藏地区时，该侍从害怕自己的谎言会被揭穿，于是在上师的饭盒中下了毒药，害死了上师八思巴，后来他自己也服毒自杀”。

　　比较起来，五世达赖喇嘛阿旺洛桑嘉措的童年与少年时代，就没有八思巴那样顺利。

　　在自传里，出生穷结家族的五世达赖喇嘛叙述自己诞生时，当时西藏的掌权者藏巴汗，“专门派人参加了祝贺宴会，以示其善意的庆贺”。但是，此时藏巴汗与噶玛噶举派却跟格鲁派兵戎相见。藏巴汗不见容格鲁派，看上去更像一场个人恩怨，藏文史料说，“那时藏巴汗得了重病，有人说他的病是四世达赖喇嘛云丹嘉措诅咒所致。于是，藏巴汗派人把云丹嘉措刺死，并下令禁止达赖喇嘛转世”。没有四世达赖喇嘛的诅咒，藏巴汗仍然染病，而且多方求医并不见效，“情急之下，不得不请自己的政敌——医术高明的四世班禅洛桑曲坚给他治疗”。结果四世班禅竟将他的病治好了，因而藏巴汗不得已同意格鲁派寻找转世灵童。

　　已渐失势的穷结家族，在这一时刻出生的小男孩，成了家族重新崛起的机会。《五世达赖喇嘛自传——云裳》里，阿旺洛桑嘉措不无得意地写道，“当时人们议论我是不是也是一个活佛转世，有的人说我是噶玛噶举派的杰察促巴活佛或是主巴噶举派的喇嘛拉孜瓦的转世”。穷结家族的困境甚至是，他们不知道将筹码押在哪一派上更为有利。戏剧性的是，当藏巴汗允许格鲁派寻找转世灵童之后，许多贵族又都希望自己的子弟成为达赖喇嘛的转世灵童，《历辈达赖喇嘛生平形象历史》列举与五世达赖喇嘛年纪相仿的还有，“雅隆曲嘉的第八子意云诺布，娘布地方的一家人也坚持他们的儿子是最可信的转世灵童。这样就有了三个转世灵童候选人。为了让转世灵童合法化，格鲁派中资历最深的四世班禅和下密院夏仲嘉衮乔群经过商议，决定在藏北热振寺的文殊菩萨像前以糌粑丸抽选。最终确定了贡噶米居多嘉旺格嘉布为四世达赖喇嘛的转世灵童。”穷结家族的小男孩终于成了五世达赖喇嘛。

　　看起来连非信仰者都觉不可思议的是，在自传里，五世达赖喇嘛极其坦率地写道:“当经师噶居巴按规矩将前辈达赖喇嘛用过的佛像和念珠拿出来让候选转世灵童辨认时，我并没有说认识这些东西的话，可噶居巴出门后说灵童都认识。后来，当我不努力学经时，噶居巴就悔恨地说，‘那时你并没有认出前辈的用品’。”

　　五世达赖22岁那年（1639年），面临了无论结果如何必将改变他个人的命运、格鲁派命运的战争，结果战争改变了西藏的格局。《西藏通史——松石宝串》描述说，“固始汗（五世达赖施主）自青海调动大军，进攻藏巴汗在甘孜境内的盟友白利土司。经过近一年的战争，以武力占领了德格、甘孜、芒康、邓柯、白玉等地，消灭了白利土司顿月多吉。达赖喇嘛以为对白利土司战争结束后，固始汗会返回青海。但是格鲁派司库索南群培却背着达赖喇嘛请求固始汗出兵后藏，消灭藏巴汗。达赖喇嘛并不乐意接受一场新的战争……在后藏地区，蒙古军队最初也因人地生疏而遇到巨大困难，司库索南群培面对这种局势，甚感恐惧，内心动摇。但是，此刻达赖喇嘛却一反最初对战争的反对，在《自传》里说:我已下定决心，决无首鼠两端之意。从佛法与世俗两方面竭尽全力与之争斗，若得胜，大喜;若不得胜，亦决不偷生于藏巴汗治下”。这场战争当然达赖与格鲁派大获全胜。

　　这场战争胜利后，蒙古将军固始汗的“政治安排”，五世达赖喇嘛在《自传》里说，“与王（固始汗）相见之初，王将八思巴大师用过的玛瑙法铃和上等翡翠的茶杯等宝物赠送给我。该宝物被蒙古人称为‘百介’，价值与藏地十三万户相仿，曾经过乃东首领之手，后又落入仁蚌巴之手”。“通史”解释说，“这证明，藏地的珍贵文物曾辗转于萨迦、帕竹、仁蚌等执政者之手，最终落入藏巴汗，这次被固始汗得到以后，连同前后藏的大权，一并赠给了五世达赖喇嘛”。

　　在获得与藏巴汗决定性胜利11年后（1652年），五世达赖喇嘛启程赴北京，觐见清顺治皇帝，《五世达赖喇嘛自传——云裳》详细地记录了这次觐见:

　　十六日，我们启程前往皇帝驾前。进入城墙后渐次行进，至隐约可见皇帝的临幸地时，众人下马。但见七政宝作前导，皇帝威严胜过转世王，福德能比阿弥陀。从这里又前往至相距他仅一庹远，稍低于御座的座位上落座。赐茶时，谕令我先饮，我奏称不敢造次。遂同饮。如此，礼遇甚厚。我进呈了以珊瑚、琥珀、青金石念珠、氆氇、蔗糖以及马匹、羔皮各千件等为主的贡礼。皇帝询问了卫藏情况，我们高兴交谈。正如经论中所说，即使一小粒金刚石，犹能冠绝普通宝石;王者虽年少，亦当威服年老臣子，其区别，有如菩提萨和声闻独觉，这位皇帝看起来只有十七岁，虽然显得年轻，但在无数语言各异的人中间，毫不畏缩，像无辔的狮子从容纵横。

　　五世达赖返藏3个月后，清廷正式册封拟好:“西天大善自在佛所领天下释教普通瓦赤喇怛喇嘛达赖喇嘛”。藏学专家王森分析这一册封:第一部分，“西天大善自在佛所领天下释教”，沿用明永乐帝给大宝法王得银协巴的封号那一部分，只是新加了一个“所”。明封得银协巴为大宝法王，是沿袭元封八思巴为大宝法王的故事。这个封号是元、明中央对西藏僧人的最高封号。清朝封五世达赖沿用这一封号，却是有意支持达赖为天下（实际上指蒙藏两族地区）喇嘛教的总领袖，而内地汉僧不归他管，所以改“领天下释教”为“所领天下释教”。第二部分，“普通瓦赤喇怛喇达赖喇嘛”，这是沿用了明封顺义王俺答汗赠三世达赖的全部尊号。顺治帝沿用这一部分封号，用意是由皇帝重新肯定蒙古人所熟知的达赖的这个尊号，以便保持并加强达赖喇嘛对蒙族汗王和人民的影响。

　　此后300年，西藏最核心性的传播符号就是:达赖喇嘛。

　　国民政府驻藏办事处英文秘书柳祺记录下来的拜会十四世达赖喇嘛的过程，是目前所能见最精彩的一份记录:

　　我们参加过多次新年庆典，现在就我们所知，描述一下当时的盛况。序曲始于拂晓之前，我们必须在离破晓还有几个时辰的时候就起床，冒着拉萨科季刺骨的寒冷上路，以便准时参见达赖活佛。地点在布达拉宫最顶层的大厅，九十英尺长，六十英尺宽，中间有个天窗，新年庆典就在这里举行。大厅的最里面是一个五英尺高的宽阔平台，上面就是达赖喇嘛镀金的宝座，也有五英尺高。平台的正上方悬挂着乾隆皇帝亲笔写的匾——大意为绥靖边疆的四个汉字及满、蒙、藏三种文字的译文。达赖喇嘛的宝座永远面向南方，再往右几步，也是朝南，是经师那高高的专座。…………

　　所有人都入座后，传令官用低沉的嗓音宣布:达赖喇嘛驾到。管乐奏起，一个僧官出现在进口处赶忙展开一块黄色的细长地毯，从入口一直铺到高台。同时，另一个僧官头顶着一捆黄色丝绸走进来，覆盖在宝座上。他身后还跟着一些僧官，手捧用织锦遮盖的杯子和盘子。又进来两三个提着炭炉的侍从，他们往炉中放进檀木，顿时，整个大厅弥漫开了檀香味。随后，是两个手持香炉的侍从、两个吹管乐的乐手、司伦、四大噶伦、四个魁梧的保镖、四大住持、摄政，还有夹在一群地位较低的僧侣中的达赖喇嘛。这时，所有的人都要起立鞠躬致意，直到达赖入座。乐止，从摄政以下的西藏官员零散无序地站在高台前，双手合拢举到头上，双膝下跪磕三个头，看起来并不要求动作一致。然后大家自然而然地排成一个长队，由四大噶伦和高官排在队首，依次走向宝座，每个人都先献给达赖一条哈达，再献给左边的摄政一条。作为回报，达赖和摄政分别摸一下每个人的头，表示喇嘛的祝福（俗称摩顶）……低级官员和达赖内阁的随员排在队尾。达赖和摄政各自拿起像驱蚊掸子一样带有彩穗的短杖，这时他们不再用手，而是用掸子掸一下他们的头来表示祝福。

　　仪式进行中，一声尖叫吸引了所有人的注意力。从三大寺众多成员中选出来的两个住持，脱掉袈裟，几乎袒露着上身，走到大厅的一头，摆出一决胜负的架势开始辩经。他们摆出千般姿势，做出万种手势，争论得手舞足蹈，他们辩题和语言深奥得只有为数不多的几个喇嘛可以听懂。我们被告知，一次的论题是如何界定现在、过去和未来;另一次的辩题，是有关逝后的自我与梦中自我的共性。

　　大家落座以后，大总管轮流向每个人转达达赖喇嘛的赐福，所有人都要站起来谢恩。随后，大总管引导着两个僧官来到殿上，他们是达赖的厨师长和他的助手。助手的肩上扛着用织锦包起来的茶壶。他们来到高台的前方，一名侍者下来接茶，厨师长拿出自己的木制杯子，让侍者向木杯中倒几许茶，然后厨师长单腿跪在宝座前，一口气饮干茶水，以证明此茶无毒。达赖的第一道茶后，大总管示意停止辩论，鼓点与横笛奏出活泼的乐曲。在这富有异域情调的旋律中，十三个穿着丝绸服装的男孩排着队拥入大厅。他们每人手持一把木斧，跳起了一种动作颠簸而笨拙的舞蹈，不禁使人联想到印度绘画和雕刻中的人像……

　　所有外来人能够观察到的仪式与程序，看起来似乎在五世达赖时期已经全部完成。在《五世达赖喇嘛自传——云裳》里，不可思议的是，甚至可以看到这样细琐的规定:“以往之坐垫册籍内容参差，坐垫高低无有定准，以致成为人们找岔、疑惑、希冀、埋怨之根源，也不一定就不成为有知识者议论的话题，故以本人坐位高度为五等分，坐于四分高的垫上者为上下禅林之寺主（若是孜东寺主尚未正式登上法王八思巴的莲花宝座，则其坐垫须低于萨迦寺主）。坐于三分半高的垫上者为乃东孜、达隆寺主、噶玛噶举派红黑帽法王……”五世达赖坐垫规定，由五等分开始，四分高、三分半高、三分高、二分高、有大靠背的三层垫、五层薄垫、三层薄垫、有靠背之三层垫、绸垫、正方形垫……差不多各种高低，大小与形状都被重新组合成不同等级的坐垫资格。唉，这还仅仅只是坐垫。

　　五世达赖喇嘛的精力不单单消耗在这些细琐之处，自八思巴开始的政教合一体制，在他的时代已经成熟。而在完成这一权力逻辑的体制建构过程中，他还抽空建成了布达拉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