艰辛路途寻找伯父的踪迹
主持人：您重走长征路的时候，沿途一定经常会想到伯父当年在这里做过什么，留下了什么样的精神财富包括遗物等等，我听说在甘肃的展览馆里，您看到周总理的一个公文包，您还特意要求拍照？
周秉德：这一路来是这样的，在遵义旁边的土城，我们去的时候土城老百姓都来看我们，敲锣打鼓扭秧歌。我们到古镇上去的时候，他们给我们看有毛泽东同志的住处，但是没有找到周恩来同志的住处。 当时有一个船帮，有一个两层的小楼，这是在镇上比较好的楼了，当时咱们跟老百姓的关系处得非常好，人家都把他们很好的房子让给咱们用。船帮有很多咱们的同志住在那儿，他们告诉我，在船帮的后边，总理从这儿带人下去，然后去搭浮桥过江的，顺着人家带我走的这条路，从船帮的后院出门，出了后门，沿着赤水河的河边，经过了有很多有树的江岸，有那么一个渡口，据说周恩来同志在那儿搭了浮桥，部队连夜转移。这个浮桥为什么能搭起来，是因为我们和老百姓的关系很好，老百姓捐了很多船和一些门板，当时队伍从那连夜走过去，就是一渡赤水。
还有金沙江畔，咱们是从南往北渡，叫巧渡金沙江，那次找到七条船，有一条坏了，在那连续度过了七天七夜，当然咱们的领导人也都是在指挥着战斗，毛主席、朱德总司令，还有周恩来他们住的都是山洞，在江北岸一溜子都是山洞，有一个比较小的山洞别人告诉我这个是当时周恩来总理住的山洞，我当时很感慨地看了他住的山洞。
主持人：这个山洞是什么样子？
周秉德：这个山洞很小的样子，地上都是碎石，好像爆炸出来的那种见棱见角的那种石头，我拿回了三块石头，拿回家洗干净放在家里，对我也是一种心灵的抚慰。
另外你说的那个不是公文包，是一个铁皮的公文箱，（用手笔划）这么大这么高。那是在甘肃会宁，三大主力会师的地方，周恩来同志住在会宁的一个村子里，和当地的老乡聊得很好，有一个叫作李世雄，跟他谈了很多，启发了他，后来他们成立了一个苏维埃政府，这个李士雄就是苏维埃政府的主席，把苏维埃政府建立了以后，还得继续往陕北进发，临走的时候，周恩来同志就把这个铁皮的公文箱就留给了他。
主持人：当时留下来是作为一个纪念？
周秉德：就是给他一个纪念，另外他是一个苏维埃政府主席，中央会给他一些文件，他要留存，就给他留了一个箱子在那里。现在会宁有一个纪念馆，那个纪念馆里面，这个公文箱在一个柜子里面封着，当时我没有看清楚是几级文物，反正是很贵重的文物，我问能不能拿出来拍一个照，他们很关照，开了锁，我就拍了一个照。这个照片给我也是一个重要的纪念。
主持人：我听说您一路上常说“不走长征二万五，真难体会红军苦”。
周秉德：大家都讲“苦不苦想想长征二万五”，长征这一路上，这么多的艰苦，我们这回走，其实我们不是用脚走的，我们还是乘车的。
主持人：到现在很多路都不是很好走的。
周秉德：当然，我们现在平均年龄65岁了，最大的年龄是75岁，就是朱德的女婿刘铮，我们这些人完全靠脚走肯定不行了，但是我们自己都有那么几条规定，我们不坐小轿车，不住高级宾馆，住三星级的，不大吃大喝，不收礼品，我们自己定的这个纪律。但是我们也得有车，没有车恐怕不行，所以我们就是坐中巴，有那么几辆中巴一起那么走。这个一路上，当然有的是好的路，有高速、有国道、有省道，但是大量的特别是到了村镇的时候，那就是很不好的路，都是颠簸的很厉害的路，走起来也不是那么轻松的，一天大概要走个七八个小时，甚至于最多的时候曾经走过12、13个小时，有时候甚至晚上10点钟才能吃上饭，我们走的路，有时候这边是悬崖峭壁，那边就是有泥石流，刚刚还塌方，有些碎石块在那里停着，还没有挖走弄开，我们绕行一下，都是很危险的路。
我刚刚说到金沙江，就是皎平渡的那条路很难走，我们不能坐中巴，人家给我们派了十几部的越野吉普车才能够过得去，因为中巴根本不能过，就是越野吉普车还是颠，大家都说这是“万蹾路”。很多很惊险的路面，比如有一次我们碰到一条很窄的路，对面一个大货车在那抛锚了，我们就过不去，有人把路边挡着的石桩子敲下来，我们人下来，让车子走，这个很惊险的，我们也觉得有点受累受苦的，但是比起来老一代就不算事了。
主持人：大家年纪都比较大，路上有没有身体不舒服。
周秉德：草地、雪山我们都走了，草地也是比较高的平原，沼泽地带，很多高地，比如海拔2900米、3200米、3500米，甚至到4100米，最高就是4523米了，这个是在川北的红原县马尔康那一片，那个地方有一个黄河和长江的分水岭，到了那，有些人就觉得心脏跳的过速，有的血压高，有的气喘，有的头晕。
主持人：之前没有吃药预防一下吗？
周秉德：有的时候有人带一点红景天吃一吃，可能有效，但是还是有反应的，但是没有大事，还算不错。
很多人自发寻访长征路让我很感动
主持人：我看这次元勋子女团队有30多个人，有些人您跟他们熟吗？比如罗荣桓元帅之子罗东进、徐向前元帅女婿张元生、粟裕大将之子粟戎生、罗瑞卿大将之子罗箭、徐海东大将之女徐文惠在内，和他们平时熟吗？
周秉德：大部分都见过的，以前在一些活动中大家都认识了，有的是政协委员还都住同一个宾馆。今天上午还见过。
主持人：你们大家在重走长征路上，平时大家聊什么，比如在遵义的时候，说过陈赓之子陈知建先生跟您说抬担架的事情，还说了其他的故事吗？
周秉德：都是讲长辈长征中的事情，长辈们不愿意炫耀自己的过去，很多子女也都是后来从书上，从别人的回忆文章里逐步了解的，很多都是这样的。你像刘伯承的儿子刘太行，跟彝族首领小叶丹喝鸡血酒，拜兄弟结盟，然后小叶丹保证我们红军能顺利通过，现在他和小叶丹的孙子孙女都有来往，有的时候还互相问候一下，这次我们到了那儿，他的孙女，孙女婿和他们的孩子都来看我们，叫他刘太行叔叔。
主持人：这一路上，有没有还健在的老红军跟你们见面呢？
周秉德：他们都90岁上下了。
主持人：这一路上多吗？
周秉德：我们看到了一些，特别是在昆明的时候，请来了十位老红军跟我们一块有一个座谈会，当然他们年纪比较老了，让他们讲很多也不容易了，有个别的几位给我们讲了一些过去的故事，然后我们还给他们慰问金，他们都推举我让我给他们发。我很受触动，我觉得他们都是我们的老前辈，都是我们的功臣，他们都是经过了两万五千里长征的，虽然他们没有走到底，肯定是因为当时受伤，有什么情况需要留下来，才留到那儿的，所以我们也很敬重他们。
主持人：人家说梅花香自苦寒来，有另外一个解释，我们像花朵一样生活在和平环境里平平安安，都享受着很好的生活，其实苦寒指的就是这些革命前辈的艰苦奋斗。您这次的重走长征路，很多媒体都想一起去走一走，因为这些地方离我们特别遥远，像以前交通不发达更是比较难走。从前我去泸定桥的时候，是个晚上，站在木板桥上听黑暗中河水的怒吼，都觉得很害怕，谁也不敢走到桥中间去，打赌说谁走到中间去就算谁赢，但是没有一个人敢过去。想想长征时候，泸定桥连木板都没有，只有空荡荡的铁索啊。我看到很多网友说，这次重走长征路，虽然可能现在的条件比以前的条件好了很多，还是希望能再走一回，所以很多网友都喜欢听您这次的经历。
周秉德：我们这次在一路上，起码看到了八九拨走长征路的，有年轻人，有开车走，有骑摩托走，有自行车走，我们看到四个老外，两男两女骑着摩托车，他们也在走这条路。
主持人：您怎么知道他们是走长征路呢？
周秉德：当地人告诉我们的，还有甚至于完全凭脚在走路，他们完全在步行。据说崔永元的“我的长征”，因为要步行，淘汰了很多人，那些人不服气，自己组织起来走，年纪最大的是今年刚刚退下来的国防大学的一个大校，55岁了，他领头大家一起走，大概有上百人，后来有一些人因为体力不支，到我们看到的时候只有10个人，看到他们举着红旗，一路上还要记日记，拍照。我跟他们聊，我说你们平常都怎么会有这么多时间呢？要走好几个月呢。他说有的是自己可以掌握时间，有的是退了休，有的是辞了职专门来走长征路。而且说我们越走就越觉得非常值得，我们走的这几个月，感觉精神上得到了升华，我们在内心深处有了很多的提高。我说你们经济上怎么支撑呢？他说我们很省钱，我们一个月只花三四百块钱，我说那怎么可能。他们告诉我，每天睡5块钱的铺位，吃5块钱的伙食。一天就可以十块钱维持下来了。所以我在想，他们是真的要体验长征的艰苦精神，有10块钱，比当年的长征先辈们条件不是也要好一些吗，但我觉得他们是最能够艰苦的、实地的去做这种体验的一批人了。我觉得他们是最接近的了，我觉得他们很了不起。我们都有一个胸前挂着的牌子，我翻过来请他们给我写上十个人的名字。
主持人：还做了一个纪念，这次应该有很多纪念物带回北京来。
周秉德：是。
主持人：包括照片、石头。
周秉德：主要是图片。
回忆第一次见到伯父
主持人：刚刚跟您聊的时候，有的时候您称周总理为周恩来同志，有的时候会称呼伯父。
周秉德：因为红军的时候，他不是总理。他在长征途中，我觉得他在长征途中的重要作用，首先他能够纠正和批判了李德、博古他们的错误军事路线，共同拥护毛泽东同志的正确的军事路线，这个对于我们的长征，中国的革命是起了非常重要作用的一件事情。还有他在跟四方面军一起会合以后，当时中央总书记是张闻天同志，毛泽东是军事上对周恩来的帮助者，但是原来周恩来同志是咱们红军的总政委，张国焘来了以后，他总想要加入领导核心当中来，本来张闻天同志说，他把总书记让出来，大家说不行，共产党一直是党指挥枪的，虽然那个时候很重要的就是军事行动，但是我们的党还是很重要的，没有同意张闻天同志把总书记的位置让出来，周恩来同志说我是红军总政委，我看把红军总政委的位置让给他算了。就把这个位置让给了张国焘。在整个过程当中，周恩来同志在全局的观念上，在党的利益上，在中国革命的征途当中是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也表现出他的高风亮节。
主持人：这次重走长征路，有的人说悲喜交加，情绪起伏像条曲线，比如看到很多可喜的事情，很多人惦记着英雄先烈，很多人一起走在长征路上感受当年的事情，但是也有说一些不是让人很满意，或者说让人觉得很心痛的事情，据说当时在参观有一个红军烈士纪念碑的时候，就是陈知建先生在红军纪念碑上有人在乱刻名字，这形成了鲜明对比，有的人举着红旗在长征路上行走而有的人在做这些不齿的事情。
周秉德：我也才知道，这样确实太不恭敬了。
主持人：很多人看了您写的那本书《我的伯父周恩来》。先烈子女们一向都非常低调，您这本书里写到了一些不为人知的事情，我看了您这本书后，像很多人一样才知道您12岁到北京和伯父见面，是第一次见到他。
周秉德：因为我父亲一直没有跟着中央一起生活，他一开始照顾他的伯父跟父亲，他们都是在北方，在东北、天津等等这些地方。他成家以后，带着我们也是在哈尔滨、天津这些地方，他没有跟伯父一起在革命队伍里工作，我们小的时候也没有必要跟我们谈这些事情，到我10岁的时候就是1947年，我们在天津的时候，国民党当局就把他抓起来了，我就不理解，10岁又懂不懂的时候，不知道怎么回事，我伯父的一个南开同学，我们叫他常大爷，他就跟我们讲你们的爸爸他还有哥哥，这个哥哥叫做周恩来，在共产党里是做大事的，非常有名，所以当局知道，有人告密你爸爸是他的弟弟，就把他关起来了。我伯父的一些南开同学，大家一块想办法，后来把我父亲保释出来了，好几个月大概小半年的时间。这样我才知道父亲有个哥哥，哥哥是共产党里做大事的，当时是在国民党的统治之下，它是反对共产党的，谁不能说共产党，谁也不能说八路军，一说的话，就好像是很危险的事情，所以我们小孩子心里知道，也不讲。
到1949年的时候，咱们进城了，北京、天津都解放了，我父母到北京跟我伯父、伯母都见了面，多年不见了，因为我父亲是46年到北京见过我伯父，那不是有三人小组，和国民党还有和谈希望的时候，那个时候我们不知道，没有跟我们讲过。49年3月份的时候，在北京见了面，然后我6月份小学一毕业，父亲把我带到北京来，这也是我伯父安排的，说秉德该上中学了，就让她到北京来上吧。
主持人：如果是成年人，都会想到一个12岁的小女孩到中南海见一个大官，是不是有一种畏惧感，是不是觉得是要见一个跟自己距离很遥远的一个人？您有没有这种担心呢？
周秉德：那个时候没有这种概念，我一去的时候，他不在他自己的家里，叔叔带着我一块在那等着，后来他把我拉到身边，说看看你是像大伯还是像妈妈，还说都有点像，就安排我住在他的那个小院子里面，当时那个时候，他们住的房子和毛主席的房子是挨着的，他就告诉我那边是毛主席的屋子，毛主席夜里工作，有时候白天要睡觉，所以要注意安静，后来我就认识了李敏李讷，就跟他们一块玩，我们在中南海的河边捞一些小鱼小虾拿到毛主席那去，意思就是我们给你进贡了，毛主席笑着说我们大家在一起吃饭吧，做个汤，那个时候就觉得像邻居家的家长一样。当然也知道他是伟大领袖，那个时候我忽然突发奇想，我回到自己的小房里去，把是刚刚小学毕业的天津那个小学老师教我们自制的一个纪念册拿来，其实很简陋的现在看起来，彩色打字纸，外面有一个绸布硬壳包起来，我拿到毛主席那去，说您给我写个字吧，他就写了“好好学习，毛泽东”就是这七个字我现在一直在保存着。
主持人：进了学校以后，是不是有很多人觉得您不一样，因为特殊的家庭背景。
周秉德：没有，我们上的是师大女附中，当时我们都是考试的，考了试以后发榜，编班的时候我们是干部子弟班，为什么是干部子弟班呢？因为老百姓都有工资收入，可以交学费，我们的父母和长辈都是供给制，就是没有工资收入的，所以没有钱交学费，所以只能够干部子弟编在一个班里，这个班吃、住、穿都由公家负责了，因为父母没有钱供我们的吃住学费，所以我们就是一个单独编班，这种政策到了干部们都有了薪金制的时候，才撤销。那个时候没有条件和大家一起，在干部子弟班，也没有注意谁是谁，反正也都知道，但是也不大注意谁谁怎样，有的知道，有的不知道，知道了也无所谓，毛主席的儿媳妇，就是毛岸英的爱人比我们高一班，也没有什么。还有聂荣臻的女儿比我们高两班等等。好多中央干部的子女都在这里，都觉得无所谓。和其他班联系的少一些，但是有一些集体活动还是经常有来往，关系还是挺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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