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娜·阿伦特给尼采的两个著名短语“爱命运”和“爱世界”，几乎可以概括阿伦特一生，概括《黑暗时代的人们》的主题。

　　人们常说“我们的世界”，那么世界到底是什么？

　　在阿伦特看来，世界就是一个公共空间。爱世界，就是把它保持为一个言谈和行动的场所，而且对阿伦特来说，一个人倘若不加入到这个开放性的场所当中，他/她活着也如同死去。她认为“现代性”带来的却是世界的彻底失落———随着传统普遍价值失去约束力和“古老的真理之柱”的倒塌，世界变成了一堆无意义的碎片。公共之光熄灭了，一切人和事的存在因此变得不可见，这就是阿伦特描述的所谓“黑暗时代”。而海德格尔的“公共之光使一切都晦暗了”这样明显悖谬的陈述，反而成了“对于我们生存境况的最简明的论断”。

　　在阿伦特眼中，思想家的典范是雅斯贝斯，他的哲学努力促成各种文化传统之间的理解和沟通。正是雅斯贝斯历尽磨难都始终不改的理想，让阿伦特在多年流亡之后重新来到雅斯贝斯家中的时候，感叹在哲学和个人上，她又有了归家之感。

　　《黑暗时代的人们》这组人物群像要告诉我们的就是：即使在最黑暗的时代里，我们也可以去期待一种启明，因为公共之光还残存在雅斯贝斯这些人身上。

　　“黑暗时代的人性———论莱辛”是她被汉堡市授予“莱辛奖章”时的演说辞。她认为，莱辛的“人性”是对世界的爱和友谊的忠诚，他从不以真理的名义毁损它们。莱辛的伟大处在于，“他从不接受那种假定的客观性，因为那种客观性妨碍他去洞察他与世界的真实关系，洞察他在自己褒贬的人和事的世界中的真实位置。”把“人性”和“客观真理”对立起来也许难以理解，但在纳粹统治下，最可怕的罪行都是以真理的名义犯下的。她举了一个“为什么不可以杀犹太人？”的例子。对于这个问题，用种族主义或反种族主义理论来回答都是无效的，事实上，这些理论可以为相反立场的各方所用。

　　“友谊”是莱辛戏剧的一个重要主题，受到阿伦特的关注，是因为“友谊”意味着彼此不同的人由于共同兴趣而交往，它本质上是公共性的，人们因对共同事物的关心而走到一起，分享世界的共同经验，这使它不同于“同情”、“怜悯”这些纯粹的自然感情。在她看来，把人身上的自然感情用于政治是极端危险的，她认为在近代革命中，穷苦大众的“同情”，在某种程度上把人类带回到野蛮状态，因为动物性的自然情感的存在不需要言谈和公共空间。

　　在阿伦特看来，最终能带来拯救的是作家、诗人和讲故事的人，而在行动中我们看不清自己所作所为的意义。只有行动结束了，在回顾中把它讲成一个故事时，生活的本质才对我们揭示出来。她借伊萨克·狄尼森的观点，将人区分开来的真正分界线在于，他们是否能够“爱自己的命运”，他们有理由在他们的命运面前发抖”。狄尼森在她失去一切：财产、爱情的时候，上帝却让她变成了一个作家，讲述了《走出非洲》的伟大故事；而当她想让自己的生活成为一首诗时，生活却惩罚了她。

　　对于现代人的未来，阿伦特的悲观大于乐观，但她反感虚妄地设想任何一种未来趋势。她自己更愿意做一个本雅明那样的“深水采珠人”，潜到海底去寻找和保存那些遗失了的珍宝。这就是阿伦特在本书中，把那些看似完全不相干的人物以及他们的生平片段讲述出来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