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起宋襄公，国人都会想起“仁义”二字。这位被毛主席他老人家贬为“蠢猪式的军事家”的宋国君主被国人嘲笑了近3000年，在国人心目中他已成为愚蠢的形象大使。其实他才是真正需要平反昭雪的冤大头。

　　国人们嘲笑老祖宗的主要根据是，公元前六三八年，宋与楚战于泓水，楚军正在渡河，目夷（襄公弟）说：“楚军人多，我们人少，乘他们过河，我们出击吧”。襄公不听。待楚军过完河，目夷又说：“现在可以攻击了吧”。襄公说：“人家还没排好阵势呢，急什么”。待人家排好阵势，宋军才开始攻击。结果宋军大败，襄公的大腿受伤。宋人皆埋怨襄公，襄公分辨道：“君子不重伤，不禽二毛。古之为军也，不以阻隘也，寡人虽亡国之余，不鼓不成列”。意思是说，一个有仁德之心的君子，作战时不攻击已经受伤的敌人，同时也不攻打头发已经斑白的老年人。尤其是古人每当作战时，并不靠关塞险阻取胜，寡人的宋国虽然就要灭亡了，仍然不忍心去攻打没有布好阵的敌人。后世国人们主要是嘲笑他的迂腐劲。

　　因为事发两军阵前，国人们嘲笑老祖宗还有一条就是把他与孙武子相比。应该说他俩都是中国军事史上声名显赫的人物，他们之所以能够成为典型，则在于分别代表了两种截然对立的战争价值取向，前者是礼乐仁义至上论者，后者是唯利是趋决定论者。然而，历史往往是无情的。战争，尤其是古代社会中那些为争夺统治权力而互相厮杀的战争，总是要彻底撕掉那块“仁义道德”的遮羞布，以赤裸裸的利害关系展示于世。于是恪守“君子不重伤，不擒二毛，不以阻隘，不鼓不成列”原则的宋襄公，被不讲信义的楚军打得大败，让后世讥笑了近三千年；而提倡“兵者诡道”，主张“兵以诈立，以利动，以分合为变”的孙武子，则因其五战入郢大破楚军的业绩，加上撰著《孙子兵法》十三篇的功勋而被尊奉为“兵圣”，扬名千秋，光彩照人。

　　其实，从更深的层次考虑，笔者认为，宋襄公并不是一无可取，孙武子也不是毫无瑕疵。如果撇开宋襄公的那点迂腐劲，他信奉“仁义”的笃诚和执行“仁义”的执着精神却是无论如何不能否定的。甚至在某种程度上说明嘲笑者心中的仁义都是假的，宋襄公的才是真的。同时，随着人类社会的日益进化，道德因素对战争行动的规范意义越来越显突出，绝对战争也逐渐在向可控性战争过渡。这其实是对宋襄公“君子不重伤，不擒二毛”做法的否定之否定。孙子的兵学理论固然是时代精神的产物，也符合军事斗争的一般规律，但是他提倡“兵以诈立”，将“兵不厌诈”奉行为指导作战的最高原则，其客观效果，往往是在取得战争胜利的同时，也促使战争手段变得越来越残酷，战争破坏程度越来越骇人。所谓“争地以战，杀人盈野；争城以战，杀人盈城”。这恐怕也是孙武子没有想到的。

　　襄公死了，首先发出嘲笑声的是韩非，国人们当然也跟着嘲笑了，这一笑就是近3000年。在嘲笑声中，笔者不禁想到在媒体上屡见不鲜的“好人难做”、“重建诚信艰难”的报道，这大概就是社会传统与历史心理的积淀。因为襄公的时代，业已是视奸诈与欺骗为智慧的时代。庄子聪明，早就一语戳穿了：“仁义者，先王之蘧庐，可以一宿，不可久住”。现时，李宗吾的“厚黑学”和大讲“智谋权术”之类的书籍充斥书店，说明奸诈与欺骗再次盛行。襄公死了，难道礼仪之邦笃信仁义的精神也死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