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万五千里》尘封69年面世

　　神秘老人冒死保存　收录董必武李富春张爱萍等40多位老红军文章

　　　三册泛黄的书稿，一部迟到69年的书。今天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70周年纪念日。为庆祝这个伟大的日子，世纪出版集团上海人民出版社隆重推出《二万五千里》影印珍藏本，并于昨日上架销售。此书原本系上海鲁迅纪念馆的镇馆之宝，1937年由延安来到上海，从此辗转多处，鲜为人知。然而它却是记录红军长征“最直接、最真实、最可信、最权威”的第一手资料。（郦亮）

　　过程

　　老人独藏珍贵文献20余年

　　三册约740页的稿本，装在一个深栗色的木盒里，历经69年世事沧桑依然完好无损，并得以在今天影印出版，不能不算一个奇迹。而在此之前，这份目前已知存世最早的记录红军长征经过的珍贵资料，已在上海山阴路上的鲁迅纪念馆库房内鲜为人知地躺了44个年头。这一切都与一个叫谢澹如的老人有关。

　　1962年，时任上海鲁迅博物馆第一任副馆长的谢澹如逝世，其家人将谢老生前保管的一批重要文献捐赠给鲁迅纪念馆收藏，《二万五千里》稿本至此重见天日，举国轰动。

　　据鲁迅纪念馆馆长张岚介绍，《二万五千里》稿本诞生在1937年的延安。1936年8月，红军长征全面胜利在望，为及时总结这场英勇壮举的经验和教训，以示后人，时任中革军委主席毛泽东和军委总政治部主任杨尚昆曾联名向红军将士发出一封征稿信，要求“各人就自己所经历的战斗、行军、地方及部队工作，择其精彩有趣的写上若干片断。”短短两个月即收到文章200多篇，共50多万字。

　　担任整理和编次工作的是丁玲和成仿吾等著名作家，他们最终选定了董必武、李富春、陆定一、张爱萍、彭加伦等40多人的109篇文章，进而加工润色，装订成册，书稿定名为《二万五千里》，经专人誊抄数部，上海鲁迅纪念馆所藏的便是其中一部。张岚告诉记者，当时中央急于向世人宣传红军长征北上抗日的壮举，于是书稿约在1937年3月至6月间从延安来到上海，并计划由当时地下党领导人冯雪峰安排在上海出版，但由于全面抗战爆发等原因，出版计划被迫搁置。那么，书稿又如何到了党外人士谢澹如的手中呢？

　　由于时间相隔久远，这或许永远都是一个谜。但据张岚分析，由谢澹如保存书稿也在情理之中。首先，身为党外布尔什维克的谢澹如之前曾替党保存过许多重要文献，如方志敏手稿《可爱的中国》和《清贫》就是在他的努力下得以保存到解放后，所以深得党的信任。其次，谢澹如是当时上海有名的小开，经营一家书店，找谢澹如也许是一个正确的选择。

　　谢澹如之子谢庆中告诉记者，《二万五千里》书稿约在上世纪30年代末始由其父保存。后来由于国民党当局怀疑，谢家曾被抄家两次，但书稿幸免于难，“父亲一直担心书稿的安全，后来他叫我母亲将书稿用小孩子的衣服包紧送到外婆家去，放在外婆自备的寿材里，别人一概不知，直到全国解放。”书稿终于在69年之后影印出版，谢庆中说，父亲若在天有知，一定也会感到万分欣慰。

　　花絮

　　另一部“二万五千里”

　　据了解，上海鲁迅纪念馆馆藏《二万五千里》书稿并不是孤本，此次影印出版的《二万五千里》也并非是这部书稿的首次出版。早在1942年，八路军总政治部曾将留在延安由总政治部宣传部保管的另一部誊清稿本排印出版，改名《红军长征记》，1955年修订再版，这就是著名的《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长征记》。

　　上海人民出版社总编辑李伟国告诉记者，《二万五千里》誊清稿本的数量应在5部之内，目前能知下落的只有两部，一部是当时保存于延安总政治部后来先行出版的稿本，另一部便是上海鲁迅纪念馆的这部。两者都存有一个完整的目录，相比起来，有些篇章为上海稿本所有，而延安稿本却没有。而且上海稿本上的许多修改，为延安版本所没有，这也证明了前者誊抄时间要早于后者。

　　精彩片断

　　想着茅台酒去打仗

　　P312：“见到一个侦察连战士向连长报告：‘报告连长前面已发现了敌人的步哨我们排长已将敌步哨驱逐并继续猛追去了。’有几个战士鼓着手掌笑说：‘走呀，吃茅酒去啊！”

　　现在恐怕没有人会怀疑，二万五千里长征是极端艰苦的，但是从《二万五千里》影印本所收的文章来看，长征中也不乏快乐，艰苦对于乐观主义的红军来说，或许正能激起他们去不断寻找快乐，以树立生之信念。这是更接近真实的长征。

　　书中熊伯涛（开国少将）所写的《茅台酒》一文就是一个绝佳的例子。“喜欢喝酒”、一闻到茅台香就“止不住咽喉被口津所侵而不断的蠕动”的熊伯涛，在长征途中与战友受命攻打茅台酒的产地贵州茅台镇。在冲锋杀敌时，面对随时可能到来的死亡，熊伯涛和战友的口号竟是“走呀，吃茅酒去啊！”

　　而当攻下茅台镇，面对“义成老烧房”成坛成坛的茅台酒，熊伯涛的描述更加有趣，“真奇怪拿起茶缸喝了两口，‘哎呀！真好酒！’喝到三四五口以后头也昏了，在勉强喝两口到口内时，由于神经灵敏的命令坚决拒绝入腹，因此除了鼓动其他的人“喝啊”以外再没有能力和勇气继续喝下去了。”可是不喝酒又朝思暮想，以致“对茅酒的想念更甚了，从此每见到茅酒瓶，或每次谈起茅酒的事来，在我的脑海常常是把口津当茅酒一口一口的吞下去，拿回忆来当作下酒菜而已。”

　　耐人寻味的“肚皮饿”

　　P537：“大家起来如同得了解放一样，相互谈笑，重整行李担子，一对充满着友爱互助精神的红色健儿，又继续前进了。”

　　许多人以为衣衫褴褛的红军战士大多目不识丁、言不成句。然而《二万五千里》里这次公布的陆定一、林一氓、舒同、谢觉哉等人的文章，却让人赞叹不已。

　　相比熊伯涛的幽默逗趣，素有“军中才子”美誉的舒同所写的《芦花送粮》有一股清新之风——“天色已光明了，风雨也停止了，恐怖似乎不是那样利害，大家起来如同得了解放一样，相互谈笑，重整行李胆子，一对充满着友爱互助精神的红色健儿，又继续前进了。……热度不高的太阳，破云出现了，我们放下担子，布好警戒，用了大力，才找到一点柴火锅子，烧好开水，泡点熟粉，就这样吃了一顿。”

　　文中有关“肚皮饿”一章也写得很耐人寻味：“当我们去喊他们的时候，恰好遇着他们都是面盆茶缸里面满盛着羊肉和面粉，从他的香气中可以想象得到那滋味了，饿着肚皮的我口涎差不多要流出来，不好向他们讨吃，只是催他们快点吃了同去。”

　　上述情节1937年7月曾被地下党员董健吾在《二万五千里西引记》中所引用，刊登在上海《逸经》杂志上，轰动一时。

　　“马”被修改为“马群”

　　P178：“像春蚕在咀嚼桑叶，像马群在平原奔驰，像山泉在呜咽，像波涛在澎湃。不知什么时候又睡着了。”

　　据悉，作为最权威的记录红军长征的稿本，《二万五千里》有许多文章后来都入选中小学语文教材，如《飞夺卢定桥》、《安顺场战斗的英雄》、《老山界》等耳熟能详的长征经典课文，大多出自于此。随着上海鲁迅纪念馆《二万五千里》原本的影印出版，一些流传了多年的错漏也浮出水面。譬如陆定一《老山界》一文有这样的话，“除此以外，就是静寂，静寂得使我们的耳朵里有嘈杂的，极远的又是极近的，极洪大的又是极细切的，不可捉摸的声响，像春蚕在咀嚼桑叶，像马在平原奔驰，像山泉在呜咽，像波涛在澎湃。”其中，“马”在《二万五千里》上海稿本中曾被修改为“马群”。

　　现在已无法知道这“群”字究竟是何人所加，但据上海人民出版社总编辑李伟国分析，长期以来课文一律采用的是延安誊抄本，而该誊抄本在过录上海誊抄本的修改时将“群”字遗漏，这才造成了几十年的误传。“加了一个‘群’字，是一群马在奔驰，而不是一匹马，那种气势就出来了，改得妙。”李伟国说。

　　热销

　　文字魅力吸引青年人

　　《二万五千里》影印珍藏本首印3000套，昨天下午正式在上海各大书店上柜销售。记者在上海书城福州路店了解到，《二万五千里》在书城一上架就吸引了许多读者驻足阅读。市民林女士在现场将书中的文章讲解给七八岁的儿子听，她告诉记者，书里许多作者如张爱萍和肖华，都是长征中有名的红小鬼。此书不仅能让孩子知道一段革命历史，更能让他感受一下那个时代青年人的活力和志向，一味死气沉沉地读书是没有出息的。

　　上海人民出版社总编辑李伟国告诉记者，尽管之前该书尚未上市，但各地订购已十分踊跃，其中有许多青年人。有的人看到小时侯读过的课文感到很亲切，有的人则看中了其收藏价值，还有人表示，书中有许多美文，拿回去可以当范文来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