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时事访谈员

　　陈宝成 北京报道第87期

　　访谈动机

　　据报道，高中毕业、持HSK（中国汉语水平考试）证书、有外国护照，满足这3个简单条件就有资格以外国留学生身份申请进入中国大学。如此低的入学门槛，让一些在国内成绩不佳的高中生家长们动起了脑筋，于是出现了花巨款为子女办理越南、老挝等东南亚国家外国护照、以留学生身份申请入读国内高校的“曲线高考”。人们戏称为“本土化留学”。日前，上海大学经过分析审查，拒绝了数十位“曲线高考”学生的申请，这也是近年来上海高校首次如此大规模拒收“留学生”。

　　消息一出，再次引起了人们对有关招生制度的拷问。

　　链接

　　2000年外交部、公安部和教育部联合颁发的教育部第9号令《高等学校接受外国留学生管理规定》，规定外国留学生的考核和考试由各校自己负责。华裔学生加入了外国籍后，可以作为外国留学生来中国留学。不过在现有规定中，对于外国留学生加入外国籍时间没有规定，从而给了国内一些人以可乘之机，国内有些应届高中毕业生甚至借此购买外国护照“变身”留学生，曲线入学，躲避高考。

　　就媒体近日报道的上海拒收国际高考移民一事，教育部相关人员日前作出明确表态：教育部将就这一新问题加强对外国留学生的资质审核。教育部国际合作与交流司副司长刘宝利近日来沪出席复旦大学外国留学生奖学金颁奖大会时作出了上述表示。刘宝利说，如果使用伪造和变造的护照或者明知所持系伪、变造护照却继续利用其谋取相关利益，都是触犯法律的违法犯罪行为，必然会受到国家有关部门的依法处理。

　　———综合《东方早报》10月11日、18日报道

　　什么样的人选择“本土留学”？

　　进行“本土化留学”的学生家庭，一般是有权、有钱、有门路的

　　新京报：我们知道，对大多数高考生来说，无论能否考取理想的大学，首先需要一个公平的竞争环境。但是，“本土留学”现象的出现，无疑是对广大考生这种心理预期的挑战。那么，什么样的人有条件成为“本土留学生”呢？

　　熊丙奇：对大多数普通公民来说，要进行“本土化留学”还是很有难度的。因为完成这个过程需要他办理外国护照，需要他到国外通关，这一切都需要钱。据报道，有家庭为此支出的花费是20多万元人民币。而且，这笔钱是学费之外的。所以对大多数家庭而言是难以承受的。

　　再有，市场经济条件下，大多数理性公民会考虑投入和产出的关系：面对比较严峻的大学生就业形势，拿到一纸国内高校留学生的文凭是否真的管用？这么一算计，大多数人不会去做这样额外的投入。

　　从另外角度来说，能够想到通过“国际移民”方式进入高校的人，大部分对高校招生的某些制度性漏洞很了解。他们知道有这样的途径可以让自己的孩子少费力多“出功”，而且知道如何操作才能实现这样的目的；办理“国际移民”手续的费用对这些人来说，应该是在其经济能力可以负担的范围之内；至于自己的孩子通过“本土留学”发展成什么样则无所谓，因为只要取得这个文凭和学位，这些人就可以帮助自己的孩子找到好工作。

　　所以综合分析，进行“本土化留学”的学生家庭，一般是有权、有钱、有门路的；一般平民百姓，很少能够想到并且能够做到。

　　“本土留学”伤害了谁？

　　这少数的人，会带来很大的教育不公平感

　　新京报：“本土留学”在我国，是特例还是具有一定的普遍性？

　　熊丙奇：据我从有关媒体了解，“本土留学”在我国各个地方的有关高校不同程度存在。几年前，武汉、北京、广东、江西、浙江等地就曾发生过类似事件。在如此重视高等教育机会的今天，家长都会千方百计为子女争取进入高等学校的机会，甚至走歪门邪道。

　　新京报：对大多数高考生和他们的家庭来说，“本土留学”给他们教育公平的期待构成多大的伤害？

　　熊丙奇：所谓教育公平，主要指不管受教育者家庭出身、经济状况、社会地位、民族宗教、身体状况等方面存在多大差别，受教育的权利是平等的。教育公平一般包括起点公平、过程公平和结果公平。

　　“本土留学”涉及到升入高等教育的“结果公平”问题。

　　客观上说，目前为了高考而进行“国际移民”的人数量还不是特别多。但是，这少数的人，会带来新的教育不公平感。如果在高考中通过正常途径不能进入高等院校，对于某些考生来说，只要其家庭经济条件允许、又能利用制度漏洞找到门路，他们就可以通过“国际移民”等方式进入高校，享受高等教育。而对那些出身寒门的学子而言，这一切是那么奢侈！所以，如果越是处于弱势的学生，其出路越窄；越是有钱有势的家庭的孩子，其出路越广，这会加剧那些希望通过高考来改变命运的弱势群体内心的不公平感。

　　新京报：在你看来，“本土留学”现象的产生，有哪些社会根源？

　　熊丙奇：为什么会产生“国际高考移民”？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留学生入学门槛低于一般学生入学门槛，是当前客观社会环境使然。现行教育体制存在这样的问题，所以产生这样荒唐的现象就并不为奇了。面对这些问题，我想不要只是谴责有些人钻政策的空子，更要认识到，是客观社会环境逼迫老百姓这样去做的。在社会教育资源分配严重不公平的情况下，择校、移民等现象的产生就是必然的。

　　“本土留学”尴尬了谁？

　　说到底，“本土化留学”尴尬的，是我们的教育体制

　　新京报：通过报道我们发现，同样是黑眼睛、黄皮肤的中国人，仅仅因为有了一本外国护照，就可以在一夜之间“笑傲众生”，成为实际上的“本土留学生”。这总让人感到一种“尴尬”。

　　熊丙奇：的确，这是令人尴尬的；说到底，“本土化留学”尴尬的，是我们的教育体制。

　　我们知道，大陆对留学生规定的门槛远远低于对国内学生规定的门槛，由于高等教育资源的有限性与市场需求的无限性之间的矛盾，这样的门槛差异很容易催生“本土留学”的冲动。但如果反过来，因为存在这样的问题而把留学生门槛提高，后果会是什么？很可能是我们招不到多少留学生，影响真正的留学生教育。这是一个很痛苦的过程。

　　中国高等教育要继续走向世界，就要靠质量说话，靠教育的竞争力吸引海外留学生，让具有不同文化背景的学生走到一起学习、交流、碰撞，这样才能在高等教育全球化过程中提高我们的教育质量。

　　但我们也必须承认一个现实，如果把对留学生的门槛提高到和国内学生一样的高度，可能很难招到足够多的留学生，这对教育的融合发展不利。

　　根据官方的数据与我们的观察，驻华留学生百分之七八十是读语言的，还有一些是短期进修班的，再有就是读学历、专科层次的，而只有很少一部分是读学位的。如果提高留学生门槛，我们将面临留学生减少的尴尬。这是一个两难选择。退一步说，即便是中国人移民国外、取得所在国国籍后，发现子女适应不了环境，再让其回国读书，如果符合法律规定的条件，你也不能不让人家读，从法律上说其确实是外国公民，而且所有手续都齐全，参加并通过了考试，学校有什么理由不让人家入学？所以无论政策多么严格，只要存在门槛的差异，就会有合法地利用这种差异获利的行为。

　　“本土留学”与“高考移民”：谁更挑战教育公平？

　　“国际高考移民”的恶劣程度可能更大

　　新京报：最近这些年，媒体关注更多的，是利用区域分数差来增强高考竞争力的“高考移民”问题，而对“本土留学”现象的关注则略显不足。两者是否存在本质的不同？谁更在挑战教育公平？

　　熊丙奇：从本质上来讲两者是一样的，都是通过利用教育机会的差距，利用某些规则，以移民的方式，从而跨入高等教育的门槛。但是两者之间也有不同：国内高考移民相对来说毕竟还参加高考，按普通高校学生的要求完成规定的学业，因此比较注重学习机会；而“本土留学生”则更加看重学历，更具镀金色彩。

　　目前，留学生招生规模比普通大学生招生规模小得多，所以国际高考移民的规模远小于国内高考移民：“国际高考移民”的途径也很难被大多数人想到，所以总体说来其对高考公平的冲击力还不如国内移民大。毕竟这些“本土留学生”还是中国人，而不是真正的外国人；一旦让他为了读书而变成外国人，从文化理念来说，并不是很容易被认同。相对来说，国内的教育不公平影响会更大一些。但是，“国际高考移民”的恶劣程度可能更大。

　　新京报：为什么这么说？

　　熊丙奇：当然，我们不是说这些人的行为恶劣。老百姓之所以会产生这些做法，是因为在政策层面存在这样那样的不完善，客观上为这些人选择这样的路子留下了漏洞。

　　试想一下，如果国内的用工环境不是一味在乎劳动者的学历身份，就不会出现这样的问题———以学历的高低来评价人才、以身份的高低来评价人才，这是国内用工的弊病；这一弊病，必将加重高等教育在社会分工中扮演的角色，一个人获得了好的高等教育机会，就有可能由此顺利地获得好的工作，反之，如果没有获得高等教育机会，就可能在社会上举步维艰。

　　如果我们的高等教育实行宽进严出，实行严格的过程管理与质量控制，也不会出现这样的问题。如果高等教育系统存在有序运转的淘汰机制，并且教育管理者实行有效管理，严格把关，出现类似事情的可能性就很小了。问题的根源就在于我们高等教育体系没有真正建立行之有效的优胜劣汰机制，从而给一部分人以利用的机会。

　　今后应该把学历身份与用工标准脱钩，在用工时评价人才的标准应该是个人能力与素质，而不是看其学历和身份。这种现状如果得不到改变，我们永远会在这个误区中打转转，变着花样规避入门门槛的现象也会层出不穷。

　　自主招生能否成为“本土留学”的“防火墙”

　　高校自主招生权也要用好、受到监督和制约，才能成为阻断“本土留学”的“防火墙”

　　新京报：通过有关报道，我们了解到，有关学校最终使用招生自主权拒绝了“本土留学生”们的申请。但是，其他一些不设考试的学校如何处理类似情况，却不得而知。那么，自主招生权如何才能成为阻断“本土留学”的“防火墙”？

　　熊丙奇：利用自主招生权拒绝本土留学生，无疑是合理合法的明智选择。因为自主招生权是与高校的品牌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它不仅意味着高校拥有自主招生的权利，同时也意味着学校有责任将受教育者培养好，从而创立自己的教育品牌和声誉。所以自主招生权的行使，必须以有利于高校长远发展为基本出发点，这应该成为高等教育机构的共识。

　　现在很多人对自主招生权并不放心，甚至有人认为，自主招生就是高校想怎么招生就怎么招生，这是因为有的高校不注重品牌建设和生源质量，导致自主招生权面临社会公信力的危机。如果学校通过自主招生权所招收的不是符合标准的学生，使用自主招生权的着眼点不是学校品牌的长远发展，而是暂时的利益关系，长此以往，无疑会对自己的品牌造成伤害，最终倒霉的还是高校自身，自主招生的空间将会越来越小。所以高校自主招生权也要用好、受到监督和制约，才能成为阻断“本土留学”的“防火墙”。

　　留学生教育如何应对“本土留学”？

　　如果有一天我们看到，中国的留学生教育演变成中国人在自己的国家内留学，这将是一个莫大的笑话新京报：我们知道，通过限定留学年限就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遏制“本土留学”。但从长远来看，中国高等教育和整个社会正面临全球化的大趋势。那么，中国留学生教育面临来自哪些方面的压力？

　　熊丙奇：应该说我们现在的留学生教育，在一定程度上面临着“抓进篮子就是菜”的困窘。留学生教育的发展面临内外两方面的压力：一是国家指标的压力。从国家层面讲，我们制定了未来五年留学生发展规划；从高校层面讲，每个高校也会制定同类的发展计划，对本校留学生的规模有具体要求。

　　毕竟，在高等教育全球化过程中，评价高等教育发展水平的标准也要与国际接轨。衡量一所大学是不是国际性大学，在该校攻读学位的留学研究生的比例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指标，一般要占到研究生比例的20％。反观国内很多学校达不到这个标准，为了迎头赶上就规定要求攻读学位的留学生占研究生的10％。

　　第二，受前几年“教育产业化”提法的影响，有的高校将留学生教育作为创收的主要来源，收取比国内学生更高的学杂费和生活费，拉动内需，刺激经济增长。

　　新京报：在这样的压力之下，中国留学生教育该何去何从？

　　熊丙奇：必须强调对高校的依法管理。我们现在已经有了高等教育法等一系列法律规范，但这并不意味着这些法律规范在实际生活中得到了很好的执行和落实。从法律实施层面讲，高等教育管理机构要检查学校是否落实了法律规定，学校的行为是否按照法律的规定来运作。关键性的问题在于执法。

　　当前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调整留学生教育的方向，修改制度漏洞，真正反思中国的留学生教育应该怎么走，而不应该为急功近利的数字指标所困。如果有一天我们看到，中国的留学生教育演变成中国人在自己的国家内留学，这将是一个莫大的笑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