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一年左右的时间，重走长征路。今年5月，崔永远带着他的《我的长征》节目团队，从江西瑞金出发，踏上了漫漫征程。队伍还未出发，舆论就给予了热切关注。5000多人踊跃报名，为此徒步上京、辞职离职的年轻人不少；一路上，跟着团队行走的志愿者不少；非议更不少，“真人秀”、“游山玩水”的批判至今尚未停息。

　　日前，大部队抵达贵阳紫云苗族布依族自治县。崔永元接受了本报记者的独家采访。

　　记者：在《实话实说》、《小崔说事》之后，为什么会想到重走长征路？

　　崔永元：我在电视台工作好多年了，知道每逢有重大的活动，都会有一些配合性的节目，各种各样的纪念活动。今年就是长征胜利70周年，肯定还要做这样的节目。我很早就在想了，拿什么纪念长征啊。如果大家觉得长征很有意义的话，真是值得纪念的话，那么再走一遍，就是最好的纪念。再走一遍，在路上，所有的事情就会想明白。所以我决定要再走一遍。

　　我知道这个决心要下是挺难的。这不是我自己走。自己走，可能能坚持就坚持，坚持不下来就回家，要带一个团队走，要做一个一年左右时间的节目，要承担很大的责任。你的团队在路上是什么样的表现，天天会有人盯着。你的节目做得能不能和这些人想象的长征合拍，都是问题。好在，我做电视这一路走来都不是很顺，应对各种问题，早习惯了。

　　记者：在出发前，你对长征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

　　崔永元：也是那些词儿，两万五千里，爬雪山过草地，啃草根吃树皮，飞夺泸定桥……没有更具体的。记得我们从井冈山集训完了回瑞金。瑞金，我们都知道叫“红都”，但就这么叫，到底是什么概念，根本不太明白。这次我到瑞金了，有点惊讶，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它等于是一个国家呀，十几个部委，国家银行，国家通讯社，金库什么都有。这些我们知道得非常少。所以我就很感兴趣，去了好几次，买了很多书看。

　　这件事让我信心大增。我想我们走在这条路上，我又是个喜欢历史的人，肯定能把很多事情都搞得更明白。一边走，一边看，搜集资料。很多书我过去都看过，像《西行漫记》啊，但这次不一样，这次我是走到哪儿，看到哪儿，到了草地看草地，到了雪山看雪山，每个地名就在你身边，每个脚印就是你马上要踏过的。这个感受特别深，有一种和历史亲近的感觉。

　　记者：20多名队员，有的人是受了一辈子红色教育的，对长征有非常深厚的感情，但也有年轻队员，对长征的概念很模糊，不了解。

　　崔永元：我们的这些队员很有代表性，中年，青年，各种各样的人。年轻人对流行歌曲、新潮服装都喜欢，同时也有对历史那份淡漠的感觉。不知道长征，或者对长征没有亲近的感觉，完全正常，符合目前的社会形态。我们挑的时候故意这么挑的。就是要各种各样的人来，而并非都是老红军的后代，并非都是优秀共产党员、特种兵。尽可能地使他们成为整个社会的缩影。当一路上，他们出现各种各样的事情，我们一点都不意外。

　　从第一天出发开始，我们就知道，新鲜感一过，各种各样的事情就会出来。我们有这个心理准备。我当时心里矛盾的是，有两种管理方法，一种是外部介入式管理，找两个武警或者特种兵来当队长，军事化管理，每天念报纸，念当年的书，办展览，组织看电影，主动把你熏陶过来。但这种方式我觉得太愚蠢了，没必要。我们用的是自我管理方式。其实就是自我教育方式。在这个过程中，我有很多次都心急得要着火。眼看着队伍一天天不好，一天天变差，我们等待着奇迹的出现。

　　我经常跟他们说一段话：如果中国、日本、韩国三国青年在路上走，肯定中国走的是最差的。即便是你们代表中国人，也是走得最差的，做《我的长征》就坚定了我的信念。这个对他们的刺激比较大。队伍里的很多人，不管做没做过行政管理工作的，都在为这支队伍的弥合、团结做工作。

　　等到四渡赤水的时候，突然这支队伍就变好了。那是我们最艰难的时候，因为节目组没有经费了，节目组三个月没给大家发工资了。队员们也许是用这种方式来帮助我们吧。把队伍走好，就是对我们最大的支持。

　　记者：你希望通过这个节目为观众呈现什么？

　　崔永元：对观众可能有两个作用，一是让他们有再走一遍的冲动。你走，就两个礼拜，两个月，自然就有收获。第二是接近历史的冲动，让他们觉得长征也是个有意思的事情，值得你去研究，去看，去读。我想有这两点，节目的目的就达到了。

　　记者：很多队员说，走了8000里路，心态变成熟了，人更坚强了，那么这5个月，对你自己有什么改变吗？很多报道说，长征治好了你的失眠。

　　崔永元：对，现在睡眠吃饭都比较好，心态也比较平静平和。但有时候还会急躁。我们走的路，都是红军走过的路，这些地方应该对红军对长征更有感情。但很多时候看不到，功利的人还是很多。有时候碰到一些当地干部，扑面而来的就是一股酒气，对地方上的事情说不出个四六来，我真是觉得很烦。

　　我们整个社会都需要长征。现在不少人脑子已经麻木了，不动了，不想了。要让他们的脑子动起来，就要让他们先行动起来。我真是受不了这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