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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在巴黎华人社会，曾经活跃着一位杰出的女艺术家，她就是后来被人们誉为“画魂”的潘玉良。她的故事带着许多传奇色彩，为人们所津津乐道。作为一名曾因生活所迫沦落风尘的弱女子，她通过自强不息的艰辛努力，竟然成为一位杰出的、被称为“中国西洋画家中第一流人物”的女画家，为世人所惊叹；作为一名女艺术家，她敢于冲出传统观念的束缚，大胆探索和展示人体美，为世人所惊奇；作为一名常年旅居海外的华人，她对祖国始终怀着深深的眷念之情，为世人所感动；作为一名献身艺术的画家，她不谙生计，晚年陷入落寞孤寂之中，为世人所感叹。如今，潘玉良辞世已近三十年，但她的故事仍然在巴黎的华人社会广为流传。人们时时在透过如烟的往事追忆着、辨认着这位杰出的令人难以忘怀的女画家。以下是本刊记者最近对此的几则采访，它们虽然不是些什么传奇故事，但都是当事人亲身经历的见闻，真实可信，足以唤起人们对于这位传奇女性的回忆。
在巴黎蒙巴纳斯墓园CIMETIEREMONTPARNASSE)第七墓区，静静地躺着一位华人女画家，她就是被誉为“画魂”的艺术家潘玉良。在巴黎华人社会，潘玉良的传奇故事广为流传，尽人皆知。她的艺术生涯主要在法国度过，一生中两度远涉重洋来到法国，在法国从事艺术活动近50年，直到1977年在巴黎去世。巴黎的大街小巷都留下了她的深深足迹，巴黎华人社会中许多人都曾认识她，与她有过交往，或者是她的朋友。29年过去了，岁月流逝，往事如烟，但潘玉良的故事依然在巴黎华人社会流传，人们时常提起她，说起她的故事，谈起她的音容笑貌。记者近日走访了几位巴黎华人，听他们讲述自己所亲眼见证过的关于潘玉良的二三事。
“我做你的干妈吧”
汪华先生曾经是中国第一批派驻法国的六名外交官之一，现旅居巴黎。其父汪德昭是中国著名的物理学家、国防水声科学的奠基人，于上世纪30年代怀抱科学救国的理想来到巴黎，曾担任巴黎中国留学生会的会长。汪华先生告诉记者，潘玉良和他父母是好朋友，与他本人不但相识，而且还是他的干妈。接着，他向记者讲述了结识这位干妈的经过。
“那是在二次大战前，我差不多有5、6岁。有一次过年，我跟着父母参加法国华侨华人和留学生举行的一个聚会，地点在巴黎14区旅法学者李风白的家里。当时参加这次聚会的差不多有二三十人，其中就有潘玉良先生。在聚会中，她突然问我：‘ROGER(汪华的法文名)，你有没有干妈呀？’我摇了摇头。她于是说：‘应该找一个呀！干脆我做你的干妈吧！’就这样，我就认她做了我的干妈。”
“这干妈可不是白当的。不到一周，潘玉良就送给我一个傻瓜照相机。后来有一次，我还上她家去玩过。她当时住在14区的韦森热托里克斯街(RUEVERCINGETORIX)3号，就是现在蒙巴纳斯梅里地安酒店(HOTELMERDIEN)背面的那条街。如今这条街经过改建已经面目全非了。记得当时进门后，经过一条长长的院子，她就住在靠右侧的一间顶层的房子里，但不是那种尖顶阁楼，墙面是玻璃的。那时，潘玉良就住在这间屋子里从事艺术创作活动，她还在这间屋子里为我父亲做了一个头像，是铸铜的。这座头像现在还保存在我儿子的家中。”
“我最后一次见到潘玉良是在1964年10月。那年中法建交，中国在法国举办了第一次国庆招待会，地点就在大使官邸。当时我是中国第一批派驻法国的六名外交官之一。那次国庆招待会上的场景实在太感人了，让我终身难忘：老华侨们在招待会上第一次看到五星红旗，个个都热泪盈眶，面向着五星红旗深深地鞠躬。潘玉良也出席了这次国庆招待会，她也和大家一样非常激动。看到我时，她显得十分高兴，连连说：‘干儿子长这么大了！’潘玉良非常爱国，这以后她每年都要去大使馆参加中国国庆招待会。”
谈起对潘玉良的印象，汪华说，“印象中潘玉良的长相并不好看，甚至可以说得上有些难看。她嗓门很大。过年聚会时，她喜欢唱唱戏，特别喜欢唱黑头包拯。”汪华对潘玉良的爱国印象很深，他说：“她身在海外，却时刻思念着祖国。有一次过年，她将自己珍藏的中国解放区的邮票送给我，这邮票我至今还保存着。”
化作春泥更护花
在巴黎蒙巴纳斯墓园潘玉良的墓碑上，除了潘玉良，还刻有另外一个叫做“王守义”的名字，这令人感到有些不解。旅法艺术家叶星球为此查阅了大量历史资料，走访了许多相关人物。他向记者讲述了这里包含着的一个感人至深的故事。
这位名叫王守义的人1895年出生于河北高阳，1919年赴法勤工俭学，就读于里昂中法大学，是法国“旅法华侨俱乐部”的创办人之一。他为人厚道，热心公益，总是尽力帮助同胞解决生活上的各种困难。在勤工俭学期间，他吃苦耐劳，心灵手巧，当汽车修理工时的技术总比其他同学好，钱也挣得比别人多。他常对同学说：“今后我多挣钱，支援你们多读书，将来好回去为国家出力。”后来，他在圣·米歇尔大街(BDSAINTMICHEL)开了一家中餐馆，取名“东方饭店”。虽然他当时并不富有，但时常接济有困难的同胞。他和当时的艺术家常玉、潘玉良多有来往。1960年常玉煤气中毒身亡，就是他帮着料理后事的。
潘玉良孤身一人在法国，无依无靠。她性格耿直，又不善经营，很少卖画，生活上一直比较拮据，到了晚年时更是年老体衰，入不敷出，只能靠社会补助金维持生活。这时，王守义便时常照顾她，给予她生活上的帮助和事业上的支持。他时常请潘玉良来店里吃饭，陪她去公园散步，帮助她克服各种困难。有一次潘玉良的画室漏雨，他很快买来材料修补好。
1977年，潘玉良在贫困交加中去世，王守义主持善后，并花钱为她在巴黎蒙巴纳斯墓园买了一块使用期为一百年的墓地。他还在墓碑上亲笔书写了“潘玉良艺术家之墓”几个汉字。
来法国后的王守义思乡心切，一直想回家看望他的结发妻子和离家时才两岁的儿子。1964年中法建交后，正当他办好手续准备回国时，“文化大革命”开始了。这样直到1978年，他才终于回到了故土。见到亲人后的王守义非常激动，决定落叶归根，回国定居。此外，他还要办一件重要的事：根据潘玉良的生前愿望，将她的作品和遗物运回祖国。
回到巴黎后，王守义立刻着手办理回国定居的手续。可就在回国的前几天，他发现耳后长有肿块，去医院检查，才知道是晚期恶性肿瘤。住院仅十多天后，他便带着满腹遗憾离开了人世。
匆匆离世的王守义生前没有为自己安排墓地。后来治丧的亲朋好友们在一起商议决定，将王守义葬在潘玉良的墓穴中。于是便在潘玉良的墓碑上加上了王守义的名字和生卒年月。落红不是无情物，化作春泥更护花。两位孤独的老人就这样一起安葬在异国他乡的同一块土地上，从此长相厮守。
我所认识的潘玉良
虽然岁月的流逝在不断地冲刷着人们的记忆，但居住在巴黎的华人们至今对潘玉良的印象仍然十分清晰。他们向记者描绘了自己当年亲眼目睹的“画魂”的为人处事和音容笑貌，平平实实，真真切切，没有什么传奇的色彩。
旅法画家贺慕群回忆说：“侨居巴黎后，我与潘玉良常有来往，在艺术事业和生活上都曾得到她的指导和帮助。潘玉良生活并不富裕，但是生性豪爽，乐于助人。她常留短发，喜喝酒，不拘小节，说话时声音很大，气势不让须眉，颇有男子气度。”
旅法画家潘风回忆说：“我来法国留学时，潘玉良差不多50多岁。印象中她个子不高，剪着短发，但嗓门很大，很远就能听见她说话。她非常爱国，每次有中国的演出节目她都要来看。我们留学生举办一些画展和联欢活动时也会请她，她总是乐意参加。”
圣·米歇尔大街附近的“天下乐园”餐厅是巴黎一家老字号的中餐馆，老板王经柱回忆道：“潘玉良常来店里与我母亲聊天。我那时还小，印象中她长得不好看，常来店里唱戏，打牌，喜欢扮黑头。”
(来源：法国《欧洲时报》文：晓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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