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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育琨
首钢发展研究院企业所所长
日本经济高速增长的30年，工资以70%的增幅提升，到1980年已经与美国工资齐平，而中国高速增长，却没有能转化成有效的社会发展，关键在于没有培育起真正有实力的公司。
一个月内两次权威排行榜，轮番刺激着国人的敏感神经。先是世界经济论坛9月26日发布的全球竞争力排行榜，中国落后印度11位排名54，受到了不少中国媒体的质疑。而时隔不到一个月，10月21日哈佛全球商业竞争力排名推出，中国更被置于落后印度37位的第64名。
任何一件事都有1000条理由。我们很容易在宽阔的广场、漂亮的城市、高位的GDP、快速的经济增长上寻找到满足，但是，在创新能力、商业环境、金融市场、教育、吏治腐败、环境保护等一系列指标上，中国明显落后。排名固然有其本身的弱点，但是两次权威排行榜的类似结论，该让我们深刻反思。
公司强，则国家强。我更为关注这样一个简单的事实：日本经济高速增长的30年（1955~1985）中，涌现了一大批世界级的企业家如松下幸之助、盛田昭夫、井深大、堤义明等，以及一大批享誉世界的品牌如松下、丰田、索尼、尼康、富士、三菱重工、日立等，而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26年（1980~2006）中，却鲜有举世瞩目的企业家出现？为什么号称“世界工厂”的中国，却基本上没有世界级的品牌？
在当今世界经济已经被夷平的时代，一个公司的竞争力主要体现在整合全球资源搭建自己的供应链的能力上。在这个背景下要么主动地参与高擎品牌去组合资源，要么原地等待被动地参与全球化。贴牌生产使得中国代工(OEM)公司被彻底固定在利润最微薄的价值链的最底层。前段时间沸沸扬扬的富士康血汗工厂事件，不免有为富不仁的倾向，可是身处贴牌生产位置，又使之有不得不如此的理由。罗技鼠标清楚地表明了贴牌生产的业态：在美国40美元的零售价，8美元归品牌，15美元归渠道，14美元归供应商，3美元归中国国内的工资、电力、交通、税收和其他开支。这种以大量廉价资源维系的经济增长，幷没有完全有效转化为社会的发展。相反，高速增长的背后，却是一个庞大得惊人的底层人口，和一群毫无竞争力的本土公司。
中国通行的商业思维认为，投入多大的广告，占领多大的渠道，做多大的企业。甚至营销名人在主流媒体上断言，“做多大的媒体，做多大的品牌”。这种现象在医药保健品、消费类电子、食品、服装、房地产等行业尤其明显。中国公司流行的做法是，花巨资请明星做广告，仿制成风，外包装一变化就定个高价出来，重中之重是花巨资打通渠道。而投在其核心业务的产品、流程以及系统的改善上面的流动资金微乎其微。
这种商业思维近两年又有了新的发展，这就是中国企业家的快速明星化。个人的知名度，带来公司的知名度，进一步带来滚滚利润。这样一种恒等式，已经迅速扩展，以至于企业家纷纷走穴做秀。有一些更组成一个庞大的班子，时常推出一些标新立异的商业思想，还有一些更走上了明星化的路子，甚至为其他品牌代言。
在这种浮躁的商业氛围中，商业的创新能力与性价比，却被丢到了一边。只有少数企业家默默无闻、谨慎、不动声色和不可动摇地向前推进，专注于他们的产品和公司，形成一种沉默的中国力量，在全球舞台上建立着中国人的荣誉。
日本经济高速增长的30年，工资以70%的增幅提升，到1980年已经与美国工资齐平，而中国高速增长，却没有能转化成有效的社会发展，关键在于没有培育起真正有实力的公司。宏观政策该当进一步确立导向，才能驱使中国公司在创新、品牌和性价比上提升竞争力。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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