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年大学生环保社团发展给环保组织种下了种子

    马军：我认同郝冰所说的，特别是现在我们面临一个直接的挑战那就是人才这方面。我们所做的工作也是需要人才需要创造力，现在我们中心所做的工作需要项目管理的人才，需要做电子地图、地理信息系统方面的专门人才，需要有水污染专业方面的人才。这些人才恰恰都是在社会上也是比较抢手的人才，我们面临和大型的企业，要和很有吸引力的政府机构竞争这些人才。可以说如果不是现在所做的工作，大学里面的环保团体，我们现在的工作人员当中就有当时在大学环保社团的发起人或者领导者。

　　郝冰：这十年大学生环保社团从绿色论坛开始，现在20几岁的人都是在环保社团里面种了一颗种子。

　　马军：当年环保绿色营，后来环境文化促进会在大学生中间所做很大的组织动员工作，还有环保联合会也开始做环境教育工作，这一切都给我们奠定了一个很好的基础。可能我们的薪酬无论如何也赶不上大型的其它有吸引力的单位，但是确实加入我们团队的时候确实把薪酬中间的缺口用理想主义补上了。

　　主持人：能到NGO工作的人一般是理想主义者。

　　马军：需要思想是理想主义的，但是行为必须是脚踏实地的。

　　郝冰：晏阳初当年说过一句话，我们的眼望着天上的星，我们的脚踏着地上的草根，我们有极高的理想，但是我们有极现实的行动，这句话是我特别想送给做民间组织的这些朋友分享，只有一端是不够的。单纯的理想主义变成别人很难加入，要合而不同，不能是高高在上的道德至上，如果这样的话大家说你很好，但是我没那么好，我不跟你玩，这样也会很困难。这个不是民间机构要去走的一条路线，不应该是这样一个调子。理想主义是特别稀缺的在现在的年轻人当中，最近两年我一直在做贫困大学生的项目，现在的孩子年纪很轻，没有少年的义气和理想，变成很紧张、懒散，不是一个青少年人的状态，他们讲每一代人有每一代人的问题，自会去克服自会去成长，但是总还是觉得有一些遗憾。

　　马军：水污染地图我们做了一个排名搜索还有年度对比，我们的心情比较沉重，污染的情况还在加剧，我们经济的发展、城市化的进展都使得它必然出现，但是13亿人我感觉绝对不能允许自己彻底毁坏自己家乡的水资源，也不能允许比如地下水的污染给子孙后代带来很大的危害，这个是很难治理的。我们现在必须将严重的水污染局面控制住，13亿人应该有这样的智慧做这样的事情。我的理想就是希望有一天在我们的地图上的数据库当中显示的是终于进到一个拐点，污染排放开始下降，污染物质的排放开始全面下降，降落到环境容量之下。我们的污染地图上面不再是一条一条血红的河流或者是黑色的河流，而是变成绿色的甚至是蓝色的水质清澈的河流。我们污染企业的网站当中不再有数以千计的企业被定为为任意排放废水的企业，而是有社会责任感的企业，实现商业和环保的双赢。最终建立起来政府、企业、公众互动的相互协调和谐的伙伴关系。

　　郝冰：我现在的一个愿望是希望能够在几年之后做自然学校，这个也是做环境教育一路走来觉得原来的方式不够。自然学校就是去没有被马军标上黑名单的那些地方，带大家到自然界当中感受自然的美，感受自然给你的震撼给你的安慰。这里面有两方面，我是一个孩子的妈妈，我可以看到在他的成长过程当中没有什么机会和大地去接触和自然去接触，这是一个很大的缺失。一只脚不能踩在大地上的人总是飘着的，现在成长的环境当中没有机会。现代人的压力，包括上五天班，每天八个小时的工作，出去以后自然是最好的疏解你安慰你的地方。我们看到很多人去树林里面照一张相，说话的声音比鸟叫的声音还大，他没有聆听自然，希望能够带大家到自然区。无论是传统文化还是西方的一些协会有很多方法能够把他带进去，不是自然不在你身边，而是你的言语你的心灵没有进来。你有了一颗留意自然的心，当看到黑黑的河流的时候，想要去保护河流的那颗心会更持久更坚强。

　　珍妮·古道尔那么大的年龄每年有两三百场的演讲，留在非洲的猩猩在一起，为了那些猩猩她走出来，想把更多的人带到自然区。这是我的愿望，希望几年以后能够做成这件事，带领更多的人。北京现在有很多观鸟小组、自然小组，自然之友有很多小组，如果有人感兴趣可以通过这样一系列方式可以走进自然，你会觉得很愉快。我今年最愉快的经历就是有一天在圆明园观鸟，一天看见30几种鸟，不知道是什么鸟，但是只知道那是鸟，很开心。我觉得需要开心安慰的力量让你继续往前走。

　　马军：环保主义或者民间组织的特点就在于他有一个很宽的频谱，频谱上面有不同的颜色，不但看到生态的多样性，我们也看到整个环保理念的多重性。在这里面就像郝冰说的，大家合而不同。我们虽然是理想主义，但是不应该有道德优越感，我们并不认为我们所追求的就是社会唯一的真理或者是环境的利益高于其它的利益，完全不是这样。我们所追求的只是从失衡的局面摆到平衡的局面，把方方面面的利益都拿到这张桌子上面摆出来，让方方面面的利益群体都有知情权，发出他们的声音，把多种多样的选择在某一个决策的时候都放到桌子上面来，大家能够对它进行切实的比较。

　　郝冰：刚才提到圆明园和怒江事件，我们是公众的代言人，但是我们说的不是真理，不是因为我们说的对才说，而是没有人替它说话才说。有人觉得我们说得不够好，说得不够对，你们不是专家，只凭感情在说，我个人不认同这种批评，本身就不是专家，要说的就不是专家说的话。但是他把这个问题说出来了，他把这个事件让更多的公众知道了，如果汪涌臣不说这件事，可能很多人不知道这个事情。它的意义不在于它说的对的，而在于他出来说了这个话。

　　马军：探讨本身是有价值的。

　　郝冰：另外一个角度，在这个圈子里面的人通过一件一件事看到自己的不足，会有人在这个过程当中讲出来，不一定是这个人要讲什么，可能意识到我们学术力量的不足，可能联系到更多的科学家，或者更多的科学家加入到我们的行列，从另外一个角度都是有它的积极建设性的意义。

　　主持人：谢谢。

(责任编辑：秦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