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要观点

　　“三农”问题事关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全局。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对我们党“三农”政策的继承和发展，是解决“三农”问题的现实选择。

　　“三农”问题归根结底是农民收入问题。要长期持续较快地增加农民收入，基本途径是减少农民。以农村公共基础设施建设为切入点推进新农村建设，有利于解决这一问题。

　　建设新农村是一项长期而复杂的艰巨任务，只有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坚持从实际出发，制定周详的规划和部署，并调动各方面力量参与，才能获得最终成功。

　　“三农”问题事关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全局。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既是新形势下改善农村生产生活条件、提高农业生产力、增加农民收入、缩小城乡差距、解决“三农”问题的现实选择，也是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必然要求。那么，如何看待建设新农村与中央过去“三农”政策之间的关系，如何落实建设新农村的重大任务呢？

　　建设新农村是对我们党“三农”政策的继承和发展

　　2004年和2005年，党中央和国务院出台两个关于农村问题的1号文件。今年的1号文件，则对新农村建设作出了部署。建设新农村与过去的“三农”政策是什么关系？这要从我国农村问题的由来和现状说起。

　　我国从传统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过渡始于农村。在1978年底到1984年的短短6年间，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全面推广，解放了生产力，使农村经济获得巨大发展。在那段时间，政府高兴，因为解决了粮食问题；城里人高兴，因为农产品市场丰富起来；农民也高兴，因为自己的收入快速增长。在农村改革成功的鼓舞下，我国从1985年开始，把以市场为取向的改革全面推向城市。此后，农村继续对国民经济发展作出积极贡献：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乡镇企业异军突起，吸纳了1．2亿离土不离乡的劳动力，推动了农村工业化，也推动了我国对外贸易和开放型经济的发展；从90年代初开始，大量农民工进城，为工业化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劳动力，使我国成为世界上最具活力的制造业中心之一。

　　可以说，如果没有农村改革的成功以及大量农村劳动力的供给，我国的改革开放就不会取得今天这么大的成绩。但是，到了上世纪90年代末以后，“农村穷，农民苦，农业危险”的问题又突出起来，引起社会各界高度关注。如果农民人均收入按照1998年以来的速度增长，到全国人均ＧＤＰ达到3000美元的水平时，城乡收入差距将会从目前的3．2∶1扩大到5∶1。如果出现这种情况，将会严重影响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进程。

　　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高度重视这个问题。2002年年底召开的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作出了把解决“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的重大决策。这是对我们党历来重视农民问题、重视农业和农村发展思想的继承和发展。随后，2004年的中央1号文件，以增加农民收入为目标，提出了“多予少取放活”的方针，重点解决“农民苦”的问题。2005年的中央1号文件，以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为目标，提出了许多具体的办法和措施，重点解决“农业危险”问题。今年的中央1号文件，在前两个1号文件的基础上，提出全面推进农村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发展的新农村建设，其中的一个重点是解决“农村穷”问题。可见，2004年以来的3个1号文件围绕农民、农业、农村问题，各有侧重而又有机统一。农村穷体现在什么地方呢？主要体现在城乡收入和基础设施差距两个方面。就城乡收入来说，改革开放以来虽然农民收入普遍不断提高，但城乡收入差距却从1984年的1．8∶1扩大到目前的3．2∶1；就基础设施而言，近些年来我国城市建设步伐加快，市容市貌大为改善，而农村基础设施建设远远滞后。

　　“三农”问题归根结底是农民收入问题。只有提高农民收入，“三农”问题才能得到根本解决。就“农民苦”而言，现在农业劳动大部分已经机械化，工作强度大大降低，农民感觉苦，不是苦在生产的强度、难度上，而是苦在收入增长相对缓慢，看不起病、子女上不起学、付不起各种摊派上。同样，就“农业危险”而言，农产品需求的收入弹性低，收入增加而需求不会增加多少，改革开放以来农业年均增长6．2％，这个速度并不慢。所以，要说“农业危险”，只能是农民收入增长慢、城乡差距继续扩大，将来农民不安于农，农业才会危险。

　　针对增加农民收入问题，2004年1号文件的思路是多予少取。少取部分，现在农业税和农业特产税都已经免除；多予部分，则受限于现在57％的人口还在农村，目前补贴如此大量人口的力量还有限。2005年1号文件提出提高农业生产率，就增加粮食和其他农产品的产量而言是必要的，但农业生产率的提高经常会带来“谷贱伤农”的矛盾，农民多产不见得就能多得。根据理论研究和国内外经验，要长期持续较快地增加农民收入，基本途径是减少农民，不断将农村劳动力转向非农产业。我国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乡镇企业吸纳1．2亿农村劳动力，成为农民收入增长的主要来源。1990年以后，农民收入增长的主要渠道则是进城务工。1991年全国务农劳动力3．9亿人，到1996年时减少为3．5亿人。但此后务农劳动力不仅没有减少，到2002年时还增加到3．7亿人，农民收入因而增长缓慢，城乡收入差距扩大，于是“三农”问题凸显。为什么1996年以后农村劳动力向非农产业转移的良好态势出现逆转呢？主要原因在于国民经济中存在产能过剩问题。产能过剩减少了投资机会，导致部分企业停产倒闭，降低了非农产业吸纳农村劳动力的能力。

　　在产能过剩的背景下提出通过推进新农村建设来解决“农村穷”问题，非常及时。建设新农村，应把农村公共基础设施建设作为一个切入点。这不仅能够改变农村面貌，而且能够增加农民收入，因为这些建设本身就是巨大的投资需求，而且建设用的是当地材料、雇用的是当地劳动力，能够增加农民的非农就业机会。同时，农村基础设施的改善，还能启动8亿农民的消费需求。只有农村市场启动起来，产能过剩的问题得到解决，农村劳动力才能以较快速度向非农产业转移，农民收入才能不断提高，“三农”问题也才能最终解决。

　　坚持从实际出发推进新农村建设

　　建设新农村是一项长期而复杂的艰巨任务，只有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坚持从实际出发，制定周详的规划和部署，并调动各方面力量参与，才能获得最终成功。当前，扎实推进新农村建设，应注意解决好以下一些问题。

　　多方筹集资金。农村公共基础设施建设是新农村建设的重要内容和切入点。根据国家发改委有关机构的研究，这项工作估计需要资金4万亿元。如果以2020年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实现的时间作为农村公共基础设施建设完成的时间，未来15年平均每年需要投入2700亿元。因此，各级政府应“下决心调整投资方向，把国家对基础设施建设投入的重点转向农村”。但即使这样，所需资金缺口也非常大，需要多方筹集。农村不少建设项目同城市一样可以动员社会资金参与，包括银行贷款和民间资本，建成后以项目收费来还本付息和维持运营。另外，新农村建设中的一些项目如改厕和建沼气池，虽然具有一定的公共产品特性，但更多的是属于私人物品范畴，因此政府只需给予一定补贴，鼓励农民自己投资、投劳来建设。

　　尽量把新村建在现有的自然村上。有些地方主张把现在分散的自然村集中起来，建立集中的新村，这样公共基础设施建设的成本会较低，成果也较显著。这种意见值得商榷。首先，新农村是为农民而建的，由于农业生产的特性，不论在地广人稀的美国、加拿大还是在人多地少的日本、韩国，农民总是住在农场或农场附近。把新村建在现在的自然村，对农民的生产生活而言最为方便。其次，新农村建设是为了给农民提供公共基础设施，改善农民的生产生活。而要建新村，就必须让农民拆旧房，换地方建新房，但住房属于私人物品，不属于公共基础设施，所以拆房搬迁、另建新村有违新农村建设的本意。当然，也有一些例外：有些城市近郊的农村，随着城市范围扩大，土地转为城市商业、工业或商住房用地，搬迁时可以集中建新村，不过新建的房子属于拆迁补偿，不用原来居民自己掏钱；对于分布在禁止开发区域内的村庄，将来应该逐渐迁移出来，但迁移这些农户属于政府的责任，新房应由政府出资来建。

　　大力推动城市产业发展。虽然新农村建设的范围在农村，但农村问题的解决离不开城市的发展。缩小城乡收入差距有赖于减少农民，而从农村转移出来的劳动力必须在城市就业，否则将不可避免地出现许多发展中国家存在的城市贫民窟和大量失业。到今年年底，我国加入世贸组织的各种过渡条款都将到期。各个地方在发展经济时应注意更好地发挥当地的比较优势，这样生产出来的产品才能在国内外市场上具有竞争力。也只有按照比较优势来发展经济，并根据比较优势的变化提升产业、产品和技术结构，才能为农村劳动力转移和新农村建设的成功创造必要的条件。

　　坚持城市化和新农村建设同步推进。增加农民收入要靠减少农民，有人难免会怀疑以4万亿元来建设农村公共基础设施是否值得。其实，现在农村人口占全国总人口的57％，即使乐观地估计农村人口每年减少1个百分点，到2020年，农村人口还会不少于40％，也就是说仍有5亿多人住在农村。如果这些人不能过上现代化生活，就不能说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已经实现。即使到2050年，我国达到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还会有几亿人居住在农村。所以，新农村建设与城市化是并行不悖的两个轮子，同样是我国现代化建设的必要内容。

　　切实抓好培养新型农民的工作。推进新农村建设，不仅要强调农村公共基础设施建设，而且要培养新型农民。其原因在于：农民收入水平提高、城乡收入差距缩小的前提，是农村劳动力不断转移到非农产业就业，而只有具有现代意识和职业技能的劳动力才能适应城市生活和工作的要求；随着劳动力向非农产业转移，务农的劳动力将越来越少，只有高素质的农民才能适应总人口增加和收入水平提高对农产品量和质不断提高的需求。所以，切实抓好培养新型农民的工作，也是新农村建设的重要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