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樊纲
关键词：收入差距
这些年来收入差距拉大的问题正在引起各方面的关注，基本的原因大概有三个方面：第一，体制的问题；第二，发展的问题；第三，公共政策的缺陷问题。
体制问题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现在说起收入差距拉大，往往很多人的注意力一下子集中到了非法收入、腐败问题上，这就是典型的体制问题。当下，旧体制遗留下来的很多问题正在解决当中。比如腐败，它基本定义是利用公权谋私利。而我们传统体制的特点就是把一切都变成了公权。以前连个售货员卖猪肉都是公权，给谁肥肉、瘦肉都有腐败。市场经济改革就是要把大量本该是私权的还原成私权。公权越少，监督、惩处腐败的成本相对越低，越有可能。否则这么多公权怎么管？怎么监督？监督的成本要多大？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这不是改革造成的问题，而是改革过程当中暴露出来的问题。解决的办法只有经济体制改革，这是第一类的体制问题。
还有一类体制问题涉及垄断行业。有些企业垄断了资源开发权，造成资源行业和一些自然垄断行业与其它竞争行业之间比较大的收入差距。这些都不是因为搞市场经济形成的，而是因为有些还不是市场经济。
第二个问题是发展问题。主要有“三农”问题、城乡差距问题、地区差距问题。这一类差距应该说属于经济发展落后和发展过程当中产生的问题。大量的劳动力没有从农村中转移出来，农民的收入很难提高，转移出来的大量农民工，由于竞争有限的岗位导致收入水平也很难提高。我们总劳动力中大概80％的劳动力属于低收入水平，甚至没有达到税收的门槛。这个问题，只有通过持续的发展，实现充分就业，才能够得到根本解决。完全用社会收入再分配的方法，用税收、补贴的办法，使其得到一个平均收入水平是很难的。
第三，确实还有公共政策方面的问题，这涉及到从中央政府到地方政府，如何促进低收入阶层增收，如何保护低收入阶层，保障其教育、基本医疗服务等方面。如果这些政策不够健全，就会使一些特别需要照顾、扶持、关注的低收入群体得不到应有的保障，这是我们应该值得注意的问题。
解决这些问题基本的手段，既要深化改革，积极把改革推向前进，又要持续、长久地发展，创造出更多的就业，还要调整各方面的公共政策。也许改革公共政策的调整时间相对要短一点，但是体制改革和经济发展都是一个长期的过程。我们要作好长期准备。（樊纲：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基金会秘书长、国民经济研究所所长）
目前，中国的收入差距已经扩大到了相当严重的程度。
早在上世纪90年代中期，不少学者就指出，我国居民收入的整体基尼系数已经超过0.40这一公认警戒线。在那以后，情况并没有改善，基尼系数近年来进一步上升到0.45－0.50的高水平。
近来，有些人把收入差距的这种不正常的扩大，归因于以建立市场经济为目标的改革和中国领导80年代提出的“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分配方针。他们说，市场化改革过分强调效率，导致贫富差别扩大和平等的受损；他们的具体主张，则是限制企业主、中高层经理人员、专业人员等“高收入人群”的收入，对其课征高额累进税。
我认为，上述分析是缺乏根据的，据此提出的对策更存在方向性的问题。
(责任编辑：黄成勋)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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