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体思想之熊培云专栏

　　几日前，希拉克在北京大学演讲时提到，转型期的中国应该吸收一些法国信念－－“有一些法国的信念能够帮助中国继续思考，而这些信念，就是法国启蒙时期的理想和法国大革命的普世价值，它们将为中国走向民主和人权带来启迪”。

　　至于这些以理想与普遍价值为旗的“法兰西信念”到底包含了什么，希拉克并没有细说。希拉克相信，中国能否取得历史性的进步，在很大程度上更取决于中国能否加强人权，加强自由、民主，承诺批准《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公约》。

　　众所周知，法国启蒙运动上承文艺复兴，下接法国大革命，为欧洲和世界思想史留下了光辉的一页。那么，什么是启蒙时代的理想？在我看来，它主要源于人类相信自己可以通过知识(理性)改变命运的一种信念。既然它是人类理性对上帝神性的一种超越，启蒙运动因此也被视为一场以理性和科学为犁的思想解放运动。不幸的是，人类最终使自己的理性上升为神性，以为自己可以主宰一切，控制一切，直至跌入了我所说的“在光明中失明”的困境。

　　当然，二十世纪的诸多政治灾难，与这种单向启蒙不无关系。正因为此，那种以自己所获得的知识为唯一真理的启蒙被人们抛弃，代之以自由交流，而启蒙就是自由交流。如卡尔·波普尔所说，谁也不是真理的绝对拥有者，我们只能通过知识寻求解放，而知识只是无限接近真理，但不是真理本身。

　　“一朝被蛇咬，十年怕草绳”，同启蒙运动泥沙俱下的“真理病”，使许多人开始怀疑启蒙的价值。显然，这种否定用错了方向。我们不能因为某人长期霸占了教室里的麦克风，便因此断定教育对人类是没有意义的无用功。同样，乌托邦式的建设也未必可以全然否定，至少它仍在实践人类的积极自由。所以，当有学者称欧盟为“最后的乌托邦”时，我更倾向于认为这是一种全新的、可能软着陆的乌托邦。

　　不难发现，这种以民意、民权为前提的联盟，比较拿破仑跨越阿尔卑斯山式的征服，更是一场意味深长的告别。从这方面说，中国社会能否有一个众望所归的美好前程，同样需要告别真理病与强制，走向全社会的自由交流与相互启蒙，走向以自由为始终的合作。

　　什么是法国大革命的普世价值？显然，它首先关乎《人权宣言》，以及作为法兰西共和国立国之基的“自由、平等、博爱”等精神。值得注意的是，这三元价值不只是动人的口号，不只是简单的并列，而是逻辑上的递进。它是一个有序的价值链，简而言之，有自由方有平等，有平等乃有博爱。

　　显然，对于任何国家来说，如果民众不是普遍自由的，那么任何关乎社会平等的许诺与展望，都将是不可能的任务。试想，当一个人被另一个人绑架，两者之间就不可能有什么真正的平等；同样的道理，同一群人质之间的所谓平等，天下所有奴才都能平起平坐的平等，这些都不是人类意义上的平等。

　　人生而平等，多么美妙动听！然而，一个人生下来是不可能完全平等的，即使两个智商相同的孩子，也可能因为他们的父母智商与收入不同而进入一种新的不平等。但是，人类的伟大及人类文明的意义就在于，它可以建立一个好的制度，保障每个人生而自由。只有自由，才能恢复人的尊严，并且最大可能使人们走向平等。进一步说，自由是一切价值的出发点，而平等是个不断自我实现的过程。

　　事实上，这也是今日中国注重建设开放社会的原因。在开放社会中，人是自由的，每个人起点可能不一样，但是只要人是自由的，他就可以通过自己的努力走向平等。从另一方面说，自由先于平等，也是一个社会保持其创造力的基础所在，正是不断地创造使人类在平等与不平等之间完成文明之上升。

　　同样，我们不难理为什么博爱当以平等为前提－－谁能想象在一个“人对人是狼”的社会里人们会有同类相怜的情怀？

　　所以，在我看来，法国大革命的普世价值，实际上包括三层含义，首先是个体上的自由(人权)，然后是群体中的平等(民主)，惟其如此，才可能有博爱。

　　(作者系资深时事评论员)

　　本版言论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