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论

　　广州市煤气公司“擅自减免”4144万元管道气初装费一事经审计部门曝光后，煤气公司方面回应说，这不是“问题资金”。进而又有熟悉地产情况的人士说，这是在市场发展初期的一种“苦衷”。为尽快获得规模效益，为使发展商不感到麻烦，煤气公司按每户100－200元不等的幅度给予发展商以“补偿”。面对这样的回应，有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提出了更为强硬的要求，初装费经过了物价部门的严格审定，如果执行部门自己可以减免，就是“擅自越权”，对社会不公。四千多万元初装费优惠给了哪些开发商和小区，煤气公司应该公布名单，并主动追回钱款(详见南方都市报2006年10月28－29日报道)。

　　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的意见，根本的一点，是要求公共事业的经营运行与服务提供必须做到信息公开，交易公平。这一点，应该积极支持。随着城市规模的日益扩大，公共事业的规模必将越来越大，其资金使用规模以及涉及到的相关利益，也越来越大。因此，透明的运作程序和严格的监管程序必不可少，公众对这些程序以及相关信息的知情权也是必不可少的。在引发争议的煤气初装费问题上，讨论应该集中于两点。一是煤气公司与开发商的“交易”在程序上是否合法，二是公众通过什么程序可以知道交易结果。如果存在这种程序，则理应公开。如果没有这种程序，那么有关的制度建设就刻不容缓。否则，公众有理由怀疑，大笔的资金在“黑箱”中操作，涉及到的相关部门，如果是在行使公共权力，他们凭什么可以说自己是在代表公众利益；如果是在从事市场交易，又凭什么可以说自己严格遵守市场规则并公平对待交易各方？

　　煤气初装费的问题，决不仅仅是那四千万元的问题，更加不是我们该不该宽容对待煤气公司和开发商的“苦衷”的问题，而是各种类型的公共资金和公共基金的管理规则问题。生活中已经有越来越多的环节以“取之于民”的名义向公众和消费者收费，它们是不是真的在“用之于民”？这个疑问，已经成为人民日常生活中的普遍困惑与担忧。曾经的电话初装费，后来的煤气初装费，以及路桥费、维修基金，大而言之还有住房公积金、社保基金以及建立中的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基金等等，正以天文数字般的规模聚集在公共管理部门以及公用事业单位那里，这些钱是怎么用的呢？上海已经揭露出巨额社保基金被挪用，显见，在“公共部门”里公私界限之模糊，公共责任感之低下，已经到了何等程度。在这种情况下，有关部门难道还不明白，根本的问题不是有没有“苦衷”，而是对人民负责不负责吗？

　　煤气初装费的问题还提醒我们，凡是与群众利益密切相关的领域，应当建立权力的制衡机制。这个机制要有利于来自公民社会的监督力量发挥作用，可以叫做“社会规制”。这个概念一方面是指对社会公共问题的解决要有规制，另一方面也是指依靠社会力量来实施规制。在转型社会中，在巨大的行政权力与巨大的市场利益的接壤处，有无数的缝隙可以被“创造性”地拓展成寻租与腐败的空间。单纯的自上而下的行政监管，已被证明不足以控制局面。发掘和依靠积极公民的力量，从日常生活中建立权力制衡与社会规制，建立与“强政府”相适应的“强社会”，是更为根本的制度建设。

　　因此，煤气公司以及主管部门，要向人大、政协以及社会公众公开信息，说明自己的权力范围与决策过程。以此出发而推及其他，积极推进社会监督与社会规制的制度平台建设，是发达地区在和谐社会的建设方面最应该做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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