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大众的职业中，信任度如何排名？

　　根据零点调查公司最新发布的调查，超过半数（51.2％）的公众认为周围大多数人是讲诚信的。这项在全国12个城市及周边农村，对2180名常住居民进行的公众诚信调查显示，中国仍是高信任度的国家。调查结果显示，公众对教授、中小学老师、法官的信任度排在前三位。信任度最低的群体是保险推销员、导游和演艺界名人。

　　（据10月30日《中国青年报》）

　　职业的信任反映了职业整体的道德指数和法制指数，也体现了社会的整体构架。有意味的是，我们可以在纵向的历史坐标中参考一下，就会发现，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社会的信任度正在走低。16年前社会学家英格哈特主持的“世界价值观调查”显示：当时中国人的信任度是60％，在参与调查的41个国家中排第四位，高于包括美国在内的大多数西方发达国家。

　　也就是说，随着人们交际圈的扩大和经济圈的扩展，人们的整体信任指数在下降，这可能是历史发展的一种必然。比如57.6％的农村居民认为“大家都讲诚信”或“大多数人讲诚信”，而这一比例在城市居民中只有40％。在一个“熟人社会”中，抬头不见低头见，社会的道德评判几乎无处不见，无形的约束力量在检视着个人的行为，个人的行为也多数能够“说到做到”。

　　那么信任感的走低是一种必然趋势吗？也未必，因为道德与法制的强化可以促进信任度的走高。在道德与法制的约束力中，很明显法制是高于道德的，因为其具有强制性。实行法制的进程，实质上就是建设国家诚信的过程。国家诚信增加一分，法制就前进一步。法制的最大优点是确保法律实施的可预期性。

　　我们再来审视一下信任度的前三名和后三名。公众之所以对教师和法官投以信任的高票，很大程度上也反映了对此类职业的崇高性的预期，也反映了在整体上职业的约束居于高点。公众对保险推销员、导游和演艺界名人的不信任，很大程度上折射了这些职业的利己主义缺乏强有力的约束，在此类职业中道德整体贬值法制乏力。

　　你从哪里来，我的信任？

　　信任是一种折射，职业的整体素质高了，大家的信任度才能越高。

　　但依靠个体素质拯救不了公众的完全信任。比如演艺界名人的信任度最低，多数是因为明星代言的“问题广告”有愈演愈烈之势。社会名人和明星，身份较为特殊，社会知名度较高。一份调查资料显示，70％的消费者是因看了名人或明星广告才去选择某种商品的。也正是因为有了明星们的“现身说法”，才使得一些虚假产品有了“可信度”。而当这样的可信度被集体挥霍之后，公众必然整体投以怀疑的目光。

　　“以诚实守信为荣、以见利忘义为耻”不能只挂在嘴边，你从哪里来，我的信任？◎首席评论员 万应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