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佛硕士弃商拯救4000艾滋孤儿

    南方都市报 王瑾

　　他出生在香港，15岁移民美国，是哈佛大学东亚研究所的硕士，曾是法国某银行副总裁，三十出头就拥有百万年薪……这样的日子持续下去，他40多岁就可以退休，过上衣食无忧的幸福生活。但现在，他是香港智行基金会主席，5年来他全职工作，资助了河南、安徽、山东、广东4省7县近4000名艾滋孤儿，却从未在基金会支取过一分钱的工资。

　　杜聪，今年39岁，这个逐渐被中国人熟悉的艾滋孤儿的福星，今年9月13日，荣获了国际青年商会颁发的“2006年世界杰出青年”称号。

　　本报讯 昨日下午3时30分，中山四路某酒家的一间包房里，杜聪会见了广州记者。他刚从香港赶来，还没有来得及吃中午饭，匆匆点了3碟点心，权当充饥。这个穿着干净格子衬衫，微微有些发胖的39岁男子，谈起他全力投身的事业，说得最多的就是，我希望这些孩子能够有尊严地生活。

　　关注艾滋患者的孩子

　　“这件事情是十分紧迫的，救助的工作迟到了，这些孩子就会失去被关怀和教育的机会。”

　　杜聪全力投身到艾滋孤儿救助工作，已经有5年的时间了。其间，他奔走在中国各个艾滋病蔓延的乡村，向人们宣扬一种理念：在关怀那些本身感染了艾滋病毒患者的同时，也不能忽略了他们的孩子。

　　这件事情是十分紧迫的，救助的工作迟到了，这些孩子就会永远地失去被关怀和被教育的机会。

　　杜聪欣喜地看到，2003年吴仪副总理到河南艾滋村视察之后，中央对艾滋病人推出了“四免一关怀”的政策；一年多以后，温家宝总理再去同样的地方视察，关注的焦点很明显就落在了孩子身上。温家宝抱着艾滋孤儿流泪的场面让杜聪印象深刻。他希望自己的工作因为政府的重视可以更加顺利地开展。

　　但直到现在，还有一些地方政府的官员因为担心艾滋疫情的公开，会影响到当地招商引资和旅游业的发展，甚至影响到自己的仕途，使得杜聪去开展工作时遭遇了很大阻力。不过，杜聪认为这样的担心是毫无必要的，泰国本身就是一个艾滋疫情严重的国家，但政府以一种务实的态度公开并控制疫情，他们的旅游业并没有因此而遭到打击，反而更多的人欣赏该国的勇敢面对，会增强对政府控制疫情的信心。

　　不要给艾滋孤儿贴标签

　　“艾滋孤儿和普通孤儿不同，他们还面临着社会歧视和偏见，没必要的话就不要强化他们的身份。”

　　通过5年的努力，智行基金会共资助了4000个受艾滋病影响的孩子。其中包括2000多个小学生、1000多个初中生、300多个高中生和100多名大学生。对于他们的资助主要在助学、心理辅导、职业培训和疾病治疗方面。

　　杜聪反对将孩子集中在政府专门为艾滋孤儿建设的孤儿院里。“那样只是方便了政府的管理，对孩子来说却不是最好的解决方法。”孤儿院长大的孩子一般心理上都会有些偏差，何况是从艾滋孤儿院出来的孩子，他们的一生都会被打上艾滋孤儿的烙印。而把他们安排在普通的学校，告诉他，你不是特殊的人，他们的心理落差就会小很多。“艾滋孤儿和普通孤儿不同，他们还面临着社会歧视和偏见，要帮助他们逃离阴影，没必要的话就不要强化他们的身份，不要给他们贴上特别的标签。”就像他很坦然地面对自己同性恋者的身份，并不希望人们在跟他交往时，把他的性取向作为衡量他做人做事的标准。

　　资助行动延续了5年，一些孩子已经毕业走上了工作岗位，在广东，有两名受助者大学毕业后，到海关和学校找到了工作。而杜聪更高兴看到的是，今年暑假期间，有16名受助者来到了智行的团队里，从事帮助孤儿的工作。

　　不需要他们扮可怜

　　“为了争夺有限的资助名额，50个孩子的家长竭尽所能把孩子扮演成乞丐来面试。”

　　在智行基金会开展项目的乡村，资助是不设上限的，只要孩子的父母有一方感染了艾滋病，他就可以申请智行的资助。“我最害怕的就是把自己扮演成一个上帝的角色。”杜聪说，他曾经去过云南的一些乡村，对当地的贫困学生开展资助。“名额只有30个，但是需要资助的却有50个人。”为了争夺这有限的资源，50个孩子的家长竭尽所能把孩子扮演成乞丐来面试。这让杜聪非常反感：“我希望人是有尊严的，他们不需要在我面前来扮可怜。这些孩子从小就被培养用一种乞丐的心态去获得别人的帮助，那么长大以后他也不会自立更生。”

　　因此，在开展工作时，“在维护受惠人尊严的情况下让他们得到帮助”成为基金会最重要的工作原则。“如果没有钱，我情愿不开另外一个村”，杜聪说，既然在一个村开展了工作，就要让这个村所有符合资格的孩子受到帮助。

　　慈善机构不能注册募款难

　　“没有民政局注册，即使有些企业和个人自愿捐款，也不能享受政府的免税政策。”

　　智行基金会运作了8年，从2001年开始，杜聪将主要精力放在艾滋病预防和艾滋孤儿救助上，至今已经花费了1000多万元人民币。这些钱有30％来自国际上一些慈善组织的援助，另外70％则来自于香港一些企业和私人的赞助。和所有的慈善基金一样，智行也面临着一个资金紧缺的问题。尽管基金会绝大部分投入都是在国内，但是却从来没有一家国内的企业和私人对基金会进行赞助。

　　对于这样的现状，杜聪表示无奈。目前，所有的境外慈善机构都不能在国内的民政局注册，包括已经回归了的香港慈善机构。像智行这样的机构只能到工商局注册。而没有民政局注册，他们就不能进行公开的募集，即使有些企业和个人自愿捐款，也不能享受政府的免税政策。

　　杜聪认为，这样做会存在很多弊端。5年前做艾滋病的慈善事业可能会面临很多危险，其中，也不乏一些打着慈善的名义浑水摸鱼的人。“缺乏监管是很危险的”，100件好事也许抵不上1件坏事所造成的影响，杜聪呼吁政府尽快重视，给真正有心从事慈善事业的机构一个通行证。

　　如果没尽力会恨自己

　　“时常想起一些艾滋病人临终前把孩子交给我的嘱咐，有一种托付的感觉，因此会全力做下去。”

　　做了5年，资助了4000多个孩子。但是据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公布：中国目前有7．8万艾滋孤儿。2010年将产生1000万HIV（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及艾滋病人和26万艾滋孤儿。在如此庞大的数字面前，杜聪坦诚也曾因为自己的能力有限而极度焦虑。

　　但通过几年的实践，杜聪发现，自己在艾滋村推行的一些模式逐渐得到了政府的认同，从而在其他的乡村开展起来。“譬如现在有500个毛坯房，我只能装修其中的一个，但是我装修好了，请政府官员来看，他们如果认为我装修得好，能够按照我的方式把其余房子都装修了，也就达到了目的。”

　　但是他不能容忍的是自己没有尽到全力。2001年，当杜聪决定投身艾滋孤儿救助事业时，他还是一个有着百万年薪的法国银行副总裁，有人劝他可以兼职做慈善事业。“我现在尽了全力，只能救助4000个孩子；但是如果我兼职来做，只能救助2000个孩子，我会恨我自己，因为我没尽全力。”杜聪说，帮助艾滋孤儿的心态很特殊，他时常想起一些艾滋病人临终前把自己的孩子交给他时的嘱咐，“有一种托付的感觉”，因此会全力做下去。

　　有慈悲还要有智慧

　　“‘智行’就是有智慧地行事。如果光有慈悲而没有智慧，无法帮他们解决实际的问题。”

　　现在的杜聪，除了在香港做资金筹措的工作以外，大部分时间都和基金会的工作人员一样，奔走在乡村，做艾滋孤儿的家访。“‘智行’的意思，就是有智慧地行事。如果光有慈悲而没有智慧，我只能每天抱着这些孤儿哭，无法帮他们解决实际的问题；而如果光有智慧没有慈悲，我就作不出正确的决定怎么去帮助这些孩子。”

　　他希望未来社会能够给艾滋病患者和他们的子女一个更宽松的环境，让他们和普通人有相同的机会和竞争的平台。

(责任编辑：车东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