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力钧你不是“光头泼皮”

　　自从1992年你在澳大利亚开了个展之后，接下来，你的个展就在国内外哗啦啦地一路办下去。你在宋庄300多个画家中“脱贫而出”，一幅“NO8”在国外被拍卖到十几万美元

　　■本刊记者 彭苏 发自北京

　　你就这么松垮垮、故作不羁地走来：大皮书包不胜重荷地斜挎在右肩上，整个人宛如失去支点。你的眼神与其说是漠然，不如说有几分厌倦。

　　旁边的人没有因为你的落拓随意而漠视你，他们知道这个帆布裤上裂着一道大口子的人叫方力钧，他的油画在国内拍卖价很高，今日美术馆正开着他的个展。他们将你和岳敏君、张晓刚等人比作京城画坛上的“F4”，并为你起了一个雅号——“画坛上的崔健”。

　　手机铃声骤然响起，你径直走到落地窗那边。背后望去，那颗光脑袋锃亮锃亮的，一如你绘画中的所有人物。一对招风耳，兔爷般支楞起来倾听。

　　你的握手泄露了一丝秘密：柔软如棉。你的眼睛可以笑成一条缝，仿佛能溢出水来，同样如你画中人物的表情：笑，却无法告知真实内涵。

　　说到水，好像你真的与水有渊源。你小时候第一次下河游水差点淹死，从此，你年年如临大敌，仿佛与死神搏斗般地学游泳，直到大三时才如愿以偿。如今，你画作中一切背景如水，尽管天空湛蓝，尽管云遮雾罩。你是从不让画中的人脚踏实地的，一切如你所愿：“漂浮着，本来一切就是建立在没有基础的基础上。”

　　艺术家是忌讳落入俗套的，你说你不怕落入俗套。“要说童年是吧？没关系啊，本来就是屁股决定了大脑，从小的身份决定了一个人的后半生。”

　　你这么说着，好像在欣赏一幅别人的画。画中有个叫方力钧的小孩，从小长在河北邯郸，父亲是铁路机务段的火车司机，母亲是一名纺织女工——说到这儿，意味深长地来了句：我爷爷可是富农哦。

　　家门外的后墙上大剌剌地涂着“打倒方地主”。你说你当时还不识字，可是你听得懂，因为一帮小孩常常聚在你家的窗下高喊“打倒方地主”。10年后，当你和众人在万人广场上高举革命的双拳，愤怒疾呼“把这个老家伙吊起来”时，吃惊地发现台上那个作驾驶飞机状，头戴纸糊尖顶白帽的老家伙，胸前沉甸甸垂着的黑板上，赫然写着“方地主”的字样。

　　以后的你如同惊弓之鸟，有一次听到父亲在生产大会上被点名，你落荒而逃。 “长期生活在阴暗角落里，就像盲人失去双眼，他的其他感观系统肯定异常敏锐。”于是成年后的你，即使成名，即使一幅画在国外叫价300多万，也还是形容自己是老鼠，鼠怕陷阱，“作任何选择，都是陷阱”。

　　画画也是陷阱，那是父亲为了让你博取那些“根红苗正”的同龄人的“认可”，以一根根木头铅笔为诱饵，引诱你走上一条你根本不爱的道路。

　　因为不爱，所以没有激情。你说长达30多年，你一直抗拒“激情”作画，甚至说，“但凡有别的技能，我都不会画画。”

　　绘画对于你是一场旧式姻缘吗？开始也许是包办的、无爱的，苦捱到最后，你已然将她深入骨髓。你在中央美院的老师易英曾说过，“20世纪90年代初，方力钧的绘画作品有一种不健康的危险性，它如同一个被压制的不自由的愤懑而挣扎的形象……因为他已坠入社会的底层，进入他所描述的老北京的状况，这种由观察者向经历者的转变不可避免地要反映在他的作品上。”

　　你抽出一幅画来，上面全是灰濛濛的一片，灰色的实景砖瓦旁站立着一排老的、少的“和尚头”，或青涩或木讷，或亲切或深思。“这是我1988年画的第一组光头。单就光头形象上看，无疑比现在的好看多了，而且背景采用了老家山区的写实场景。人物全是复述的光头形象，但它只是一幅农村写实画，是我这种从小地方出来的人，对家乡的一种温存的依恋。第二年就不是这样了。”

　　1989年开始，你的画中再也没有封闭的背景。“它必须是敞亮的，无限的。”

　　这种变化始于“85美术新潮”。那时整个画坛希望将西方艺术引进中国，一改中国绘画的乡土气息。“在中央美院，出现了教学改革。一方面老师希望你受到特别传统、特别严格的训练，一方面老师自己又找不到方向。那时严重到学生可以把老师关在门外，学生把门锁上，故意把崔健的歌放到最大声，假装听不见老师的敲门声。我有好长时间几乎是放任自流，跑去看劳生柏的画展，感到这个世界比以前知道的大多了，到了1989年，感到这个世界已经大得没边了……”

　　尽管你现在是光头，画的也是光头，但很少人知道你曾留过腻腻的长发，也很少人看过你大学4年的日记，你在那里边写过：

　　从涉县写生回来，那些素描全是油腻腻的，也不知道在画什么，全是人物肖像。他们问我“你为什么画成这样子？这是什么东西？”我说，“我不是在画一张素描，也不是画一张肖像，我也不想画成一幅画……”我在找那种感觉，它不再是刻画某一个情节或刻划某个故事那么简单了。

　　“就像今天寻找画云的感觉一样。”

　　云、飘浮的、没有基础的、不确定的人、光脑袋的人，如今一切都在画中呈现得淋漓尽致。栗宪庭，这位以中国画坛“教父”著称的艺术批评家将你的作品命名为“玩世写实风格”，将你作品中的人物称作“光头泼皮”；学者汪民安说这些“光头泼皮”是剔除了历史负担、意义负担、价值负担、人文负担，在一片空白之下的“空白之人”。

　　毕业时，你以为你的前途将是无限开阔的，应该轻松上阵，于是你一把火烧掉了4年的日记，也烧掉了你的被袄行囊。

　　结果，遭遇寒冬，“我马上冻得跟孙子似的。”你笑呵呵地说到毕业后的狼狈：

　　在圆明园的时候，我住在紧挨养鸡场的一间小破平房里，刚开始靠着画商品画的一点钱，过得相对稳定，可是后来越过越穷，穷得我们几个把床板掀开，一分两分的钢镚全抖落尽了，还有粮票，一两二两的，捧着一把，去胡同买红薯粉条，就着酱油吃起来。那时候什么都不敢想，最大理想就是几个人弄来30斤挂面，一斤咸盐，凑合吃上一个月。

　　嗬嗬，后来就挨个去老栗（栗宪庭），于天宏，还有中央美院的老师那里蹭饭，脏兮兮，臭哄哄的，嗬嗬，嗬嗬。

　　自从1992年你在澳大利亚开了个展之后，接下来，你的个展就在国内外哗啦啦地一路办下去。你在宋庄300多个画家中“脱贫而出”，一幅“NO8”在国外被拍卖到十几万美元……

　　“四十不惑”。你是不惑了，你坦言画坛上还有比你基础更扎实，更有想象力的画家。艺术家邱志杰说，你的成功不是必然的，固然有你的天赋，但也有你的运气。当时曾有一批和你画一样画的人，但恰好是你被选中了。

　　四十有获。你获得了一个女儿，两条顽劣的大狗，你不用像很多无名画家那样为钱奔波拼命，你可以随心所欲：不想作画，就关起画室铁门，与你的狗们嬉戏玩耍。京城同行都知道，方力钧除了是画坛大腕，还是后海池旁岳狱山屋，以及建外SOHO里云南菜馆茶马古道的老板。

　　谁知，末了，你仍冒出一句，“我是老鼠，我怕陷阱，老鼠的周围都是陷阱。”

(责任编辑：王玲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