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能成为世界科技领导者吗？

　　——专访美国国务卿科技顾问乔治·阿特金森

　　·编者按·

　　自20世纪后半期，源自西方，尤其是美国的电脑、通讯、生物、医药等高科技正在改变整个地球，甚至宇宙空间的面貌。

　　然而仔细考察西方内部的科技发展史，也可以看到美国并非从一开始就独占鳌头。在19世纪，除了汽船、电话等新发明外，新科技成果主要是来自欧洲，传入美国，欧洲在科学研究领域也是远超后者。但到了20世纪，尤其是后半期，美国已经执世界科技界之牛耳，以至于这个占世界人口比例不到5％的国家，获得了目前为止已经颁发的诺贝尔物理、化学和医学奖总数中的70％。

　　中国也在努力革新国家科技战略，以因应新时代的需要。自主创新被作为一个战略性的口号提出，意在改变中国缺乏自主知识产权、虽有庞大的制造业但在核心技术方面依然仰赖外国的局面。

　　为求“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之效，本报记者于近日在北京采访了前来参加中美科技联委会的美国国务卿科技顾问乔治·阿特金森（George Atkinson）博士，就科技战略、科技体制等问题请他发表意见。

　　本报记者 刘 波 谷重庆

　　北京报道

　　重视公共教育

　　《21世纪》：看到您的职位是国务卿科技顾问，我们感到很有趣。虽然中国近年一直在倡导自主创新，并强调科技的作用，但并没有设置一个类似的职位。能否简单介绍一些这个职位的职责？

　　阿特金森：美国国务卿的科学和技术顾问这个职位，是美国国务院于2000年设立的。这个职位的主要职责是专门负责国务院中的科学和技术事务，而国务院是负责美国的外交政策的部门。之所以设立它，是因为我们发现科学和科技事务在国际事务中非常重要，而且变得日益重要。我们发现在21世纪的现代世界，关于科学、工程学以及从中产生的科技的讨论正在日益为各国所重视，例如能源、传染病防治、农业等许多问题都成为日常性关注的话题。这个职位意在给外交政策的讨论加入更多专业的科技因素，并针对各种具体问题提供咨询意见，同时和美国以及世界的科学界建立更加良好的关系。我们希望借此使政策的制定从科技角度而言更加具有前瞻性，在各种难题发生之前就预先做好准备。

　　《21世纪》：那么在美国政府的决策中，科技人士扮演着什么样的角色？

　　阿特金森：科技在美国社会中扮演着重要角色，例如在商业界和教育中，而近年来它在政府中的重要性正在提高。在国务院中，有越来越多的科技界人士参与到政府决策的研讨中。我主持建立了“杰斐逊科学会”（Jefferson Science Fellows）这个项目，将一些杰出的美国科学界的教授带入美国国务院，担任为期一年的有实权的工作，然后为国务院提供5年的咨询服务。这是一种政府和科学界的合作，他们仍然是教授，会回到学校里教书。现在许多国家都在考虑参考我们建立的这种模式。

　　《21世纪》：一个有关科技发展史的问题。在19世纪，绝大多数的科学论文都是以欧洲各国的语言发表的，但在今天很明显大多都是英文。在一个世纪以前，美国的科技水平是远远落后于欧洲的，但今天我们看到美国在这方面已经远远领先于欧洲，不仅大多数一流的大学在美国，单单看看今年的诺贝尔奖获奖情况就知道美国的科技实力了。在您看来，这样的赶超是如何发生的？

　　阿特金森：在19世纪和20世纪上半期，欧洲曾是科技领域的领导者，后来美国为何能取得领导地位，我认为有许多因素。其一是，美国在历史上一直非常重视公共教育，这可以追溯到亚伯拉罕·林肯担任总统的年代。在1863年，也就是说正值美国内战的艰苦时期，美国国会就通过了一项法案，创立了一些大学来为美国各地的人民提供公共教育，改善他们的生活质量，它们被称为“赠地大学”（land-grant universities）。到了20世纪后半期，一百年坚持下来的公共教育已经完全展现出了它的效果。

　　第二个重要因素是第二次世界大战，许多国家在战争中损失惨重，而美国遭受的破坏没那么严重。

　　第三个因素是美国社会普遍的开放性。美国欢迎从其他国家到来的移民，他们能够在美国得到教育，并会有良好的机会从事各种各样的职业生涯。

　　我认为这几个因素综合性地发挥了作用，它们在20世纪一直都存在，并最终在这个世纪的后半期开花结果。这就是世界科技的领导权转移到美国手中的原因。

　　《21世纪》：您知道，中国人也希望在科技方面能够更快的发展，您认为中国和当年的美国情况类似吗？在未来中国可能成为世界科技的领导者吗？

　　阿特金森：我认为处在类似地位的不止中国，也包括许多其他国家，但前提是坚持走一种开放性社会的道路，鼓励本国公民去发掘他们各自在社会上的最佳角色。这是一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法则，并不是只适用于美国。科技在今天的世界是无所不在的，对于任何国家而言，如果真正下定决心利用当前巨大的科技机会，提高本国公民的生活水平，它们就必将在未来具有更大的竞争力。

　　但在科技方面并不只有竞争，国际合作的因素也在加强。科学史就是一部国际合作的历史，在21世纪这种色彩更强了，这首先是由全球各地的公司进行的，它们在世界范围内进行科技研发，例如现在许多美国公司都在中国设有科学和研发机构。各国科技界应当联合起来，共同发现和解决我们这个时代的主要科技课题。

　　鼓励年轻人“冒风险”

　　《21世纪》：我们看到一个有趣的现象是，在发达国家中，美国培养的科技人员虽然多，但并非一枝独秀，日本、德国等国每年也会培养大量高素质的人才，但在综合科技实力方面仍然和美国有着较大的差距，尤其是在将科技转化为商业成果方面。这背后似乎有一系列的制度或者文化的因素，例如为什么美国年轻人可以很便利地融资，为什么美国社会对于创业失败者有一种很宽容的文化。您能否从商业制度、文化和科研体制等角度解释为何美国的科技商业化如此成功？

　　阿特金森：这个问题没有特定的答案，但我可以给您一些方面的回答。

　　第一，美国在历史上曾经对本国的大学给予了长期有力的支持，这是因为美国非常重视解决那些在科技领域长期性的难题。对于这些问题一定需要耐心的长期工作才能获得突破性进展。

　　第二，在美国，新科技通常并不是由大学里的教授所发明的，他们只是提供对问题的理解和知识，同时他们还培养出大学生。一般的模式是，大学生学习了教授们所提供的信息，然后投身于他们感兴趣的领域，进而将科研成果转化为商业上的成就。也就是说，大学生发挥了桥梁的作用，他们能将科学界研究得到的知识用于商业界之中。同时美国也很幸运地拥有宽容的社会环境，鼓励人们“冒风险”（risk-taking），即不管有多困难，首先要敢于尝试。

　　第三，在现代世界中，一个公司要想取得成功就要综合各个方面的因素。不只需要一个好的经营理念，还需要良好的营销和资金来源，以及鼓励创新的人际氛围。这些方面美国也具备。

　　第四，美国有非常多的年轻人投身于科技领域，其中包括许多来自国外的留学生，很多人留在美国工作。因此这个因素就是，保持各国人才的自由流动，鼓励人们走在一起，共同为解决一个长期性的问题而合作。

　　总之，这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我无法回答这其中有何“魔力”或“诀窍”。

　　《21世纪》：一些人认为美国的创新出色史由于美国拥有一个发达的资本市场，一些人认为美国崇尚独立自由的精神是其中的重要原因，假设以美国为参照系，您觉得在自主创新方面中国还有哪些工作要做？

　　阿特金森：我经常来到中国，并且注意到中国正在发生的巨大变化，中国人也在努力推进这种激动人心的转变。

　　如果我说，中国要学的“诀窍”是什么，那很可能是错的，因为根本就没有“诀窍”。所谓“创新”、“创业精神”等，都是试图用概括性的语言去解释人类复杂的行为方式。在我看来，这个没有标准的解答。一国应当如何实现创新，对此科研人员是最好的回答者。国际合作的经验越多，科研人员自己就会越早地理解应如何创新。我的建议是，在科研人员职业生涯的早期就让他们和外国同行一道工作，不要等到他们年老。

　　给尽可能多的人平等的机会

　　《21世纪》：我们看到许多中国科研人员到了国外、尤其是美国之后做得很出色，甚至能够拿到诺贝尔奖，但中国国内的就少一些。过去这可以归因于资金方面的困难，但现在科研经费正在变得充足，那么您觉得原因何在呢？

　　阿特金森：美国经验中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要给尽可能多的人平等的机会。当然我并不是说美国的体制就是完美的。但在美国，有大量的年轻人进入大学，他们获得了平等的机会，从这一无比巨大的人才储备中，从事不同科技研究的人员可以在各自的领域脱颖而出。对于任何一个国家而言，这一点都具有根本上的重要性。因为在21世纪，我们需要解决的科技问题是非常复杂的，这就需要尽可能多的优秀人才投身于这些问题的解决之中。如果能够拥有这样的制度，并为这些人才提供平等的机会，就会有更大的可能发现那种突破性的人才。这是美国得到的经验，它帮助了我们的成功，但它也适用于其他社会。

　　《21世纪》：中国近年来经济发展较快，但对于中国科技的发展，存在着两种不同的看法。一些人认为中国的科技实力近年来大幅上升，还有一些人认为受制于科研体制、教育体系等原因，中国的科技实力并没有实质性的变化。例如人们经常会说同一事实的两个方面，一方面是中国每年培养许多工程师，另一方面又说中国大学培养的人才并不适应现代企业的需要。您对于中国近年来的科技发展怎么看？

　　阿特金森：毫无疑问，中国培养了大量从事科学和工程学的人士。我认为对他们最好的检验永远都是具体的科研工作。科学的重要特征之一就是可以通过实践来检验对错。所以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要把科研人员置于具体的环境中，例如让来自各国的科研人员参与共同的研究，他们就将相互检验对方正确与否，这会是个好办法。

　　但我对在中国接触到的科学和工程人士的素质感到印象非常深刻。毫无疑问，中国有一批技术上能够领先世界的人才，所以对于国际竞争的前景中国应当感到非常乐观。但我认为最重要的是，他们必须得到开放性的机会来做出并展示自己的研究成果，然后看这些成果的国际竞争力如何。我认为除了比较竞争力的，并没有其他途径衡量中国的科技水平。

　　《21世纪》：在中国，对于基础研究的作用一直有争议。有些人认为科学应当与商业和市场挂钩，这样才能有更好的使用价值和商业效果。另一方面，人们也看到正式基础科学领域的突破造就了很多新的技术突破，如激光和核技术。您认为基础研究和实用研究应是什么关系？各自对科技发展起什么作用？

　　阿特金森：应当同时进行。如果过于强调一点而忽视另一点，就很可能要犯大错误。美国最重要的经验之一就是，在科研方面必须要有耐心才能获得成功。有很多人因为兴趣积极投身于特定的科研领域，只要这些科研合理，就应得到资金帮助。如果一个国家非常需要现实性的解决方案，它可能更加注重实用研究。但如果在这方面走得过头，没有加强基础性的研究，那么在未来这个国家就会缺少能够参加全球性科学讨论的人士。

　　《21世纪》：在您看来，科技对一个国家和民族的发展起什么作用？

　　阿特金森：我经常说，一个国家如果投资于本国的人力资源，那就是在给新技术、新科学的产生提供了基础，这些新的成果将能使人们过上完全不同的生活，而不是那些只会购买它们、模仿它们产生的国家的人们所过的生活。这两种国家的发展路径是差别很大的。前一种国家是不断朝向更高水平进步的，后一种国家相对而言是发展平缓的。而这一切都取决于不同国家利用本国民众工作成果的能力。

　　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巨大的发展中国家，在制定国家发展战略时，科技是不可或缺的环节。很难想象在21世纪有任何国家会不会更加强调科技。但与此同时，一个急迫的任务是，一个国家需要改变的社会风貌，改变政府的决策方式，需要整个社会做出综合决策，来决定科技开发的方向。

　　《21世纪》：中美目前在科技领域的关系如何？未来发展方向如何？

　　阿特金森：关系很好。在中国政府中有很多专业人士，他们是我们很有建设性的合作伙伴。这些年来的进展是非常迅速的，这次在中国进行的中美科技联委会再次说明了中美科技合作的范围是如何之广泛。美国急切地希望和中国合作，希望和中国分享观点，现在的任务是要让这种合作更加适应现实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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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简介:

　　乔治·阿特金森博士为美国国务卿科学与科技顾问，他主要负责提升国务院的科技能力，并解决会对美国对外政策产生影响的科技问题，同时还是国务院负责对外科技对话的主要官员。

　　作为美国物理联合会（American Institute of Physics）的高级会员，他于2003年由该联合会与美国国务院共同决定出任现职，并由时任美国国务卿的鲍威尔任命。此前的一年里他曾在国务院任科学与科技方面的高级顾问。阿特金森主持建立了“杰斐逊科学会”（Jefferson Science Fellows），其成员主要是大学教授，参与涉及科技的外交政策的制定过程。

　　阿特金森仍然保留亚利桑那大学（University of Arizona）化学与光学系教授职位。他曾经获得多项科技奖项，包括德国颁发的亚历山大宏堡奖和富布莱特奖，英国颁发的英国国家科学委员会奖，并曾在日本、英国、德国、以色列和法国等国做访问学者。

(责任编辑：王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