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的报刊，“指数”一词满天飞，连“腐败”也有“指数”。有家小报，办有推介名胜点的专栏曰：“驴友自荐”。那专栏里有篇短文《洽川湿地随鸟飞翔》，开头三行为：“推荐等级，腐败指数，难度系数”。

　　“腐败”者，本意为腐烂。指数者，现代统计中反映多个时期某一社会现象变动情况的指标之谓也，即某一社会现象的报告期数值，对基期数值之比。

　　依据上述常识解析“腐败指数”：2006年前后各名胜点“腐败”基期数值为“五星”，陕西合阳县洽川黄河滩头湿地在此报告期的“腐败”数值为“四星”。

　　此处所说洽川湿地“腐败”，显非野草腐烂程度，而是指向社会现象，泛指诱人“败坏，堕落”的“吸引力”，即“色情指数”。

　　洽川这地方，景殊色美。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我采访引黄灌溉工程，去过一次。其时，一派原汁原味的旷野滩头风光。2005年夏，我一家三代在洽川呆了一个大白天，吃了顿“农家乐”饭，夜宿大荔县城。孙子最开心，骑马、划船、玩河泥。我与老伴在草地里漫步，任凭风儿徐徐地吹拂面颊；站在岸上，看黄河水缓缓地蠕动，鸟儿时而天空盘旋、时而水面低掠。心头的烦恼愁闷，都让风儿刮走了。那快乐，至今记忆犹新。读了洽川湿地“腐败指数”达“四星”级的奇文，不禁怅然起来：到中国最早也最有名的爱情诗活剧发生地洽川旅游，与“腐败”有何瓜葛？孔老夫子曰：“关雎乐而不淫，哀而不伤”，乃中国文学史上的不易之论，似不能将洽川量化为“腐败指数”四星级的依据。

　　西安又有一家都市报发了篇《性爱暗示语》的短文，可拿来与前述“腐败指数”奇文互证。其文声称调查了40名自曝个人隐私的男女，得出男人、女人步入“性生活阶段”之前，最具暗示性的八句话，给每句话列出“暗示性”、“杀伤力”、“情趣度”的星级，亦如“驴友自荐”那种“指数”的行文套路。文末引用“心理学专家”的话挑明意旨：“语言性暗示也就是语言勾引”；“害羞的、温柔的、赤裸的、煽情的、坦然的、淡淡的、挑逗的，各种语言风格我们都要掌握并加以实际性的运用，在擒拿与反擒拿的斗争中享受语言勾引的魅力”。显而易见，意在教唆。

　　同月，西安某报刊登了该报记者写的《一场关于艳遇的调查》，说“它（艳遇）威力四射，能让男人创造激情，更能让女人枯萎无光的脸上散发出迷人的红晕”。其文，与《性爱暗示语》同一模式，异曲同工。

　　“奇文共欣赏，疑义相与析。”将上述三文排列在一起可知，“腐败指数”云云，与性爱语言“暗示性”、“杀伤力”、“情趣度”列的“星级”，“艳遇”的“两情相悦”，都指的男女婚外“勾引”、“挑逗”、“偷情”。

　　诸如此类办报观，据说也有理论支撑，叫做“新闻娱乐化”。很有代表性的大叫“娱乐至上”的某电视台台长说：“对于我们中国人来说，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各种压力，生存的压力、成功的压力、情感的压力，那么这种时代比任何一个时代都更需要娱乐，更需要我们来奉献自己。人的生命是很短暂的，人的存在就是一个概念非常小的奇迹，我们为什么不能珍惜这个奇迹来享受我们自己的生命，那娱乐是其中一个很重要的部分。”

　　此人的高论，使人联想起一位洋学者的论断：“我们的政治、宗教、新闻、体育和商业都心甘情愿地成为娱乐的附庸，毫无怨言，甚至无声无息，其结果是我们成了一个娱乐至死的物种。”（美国尼尔·波兹曼《娱乐至死》）

　　除了娱乐之外，人存在还有什么意义？新闻娱乐化理论逼着我们探讨这个“原始性”的话题，或者说，老掉牙的命题。

　　娱乐固然属于人性的一部分，并不能等同或取代人的全部兴趣及多层次的需要。新闻要报道的是最新发生的事实信息——有令人高兴的、欢娱的；也有令人悲伤的、愤怒的；还有中性的、喜忧参半的。地震、海啸、飓风、洪灾等自然灾害，便是“无人喜欢的消息”。矿难事故威胁安全生产是悲惨的。矿主不顾工人人身安全只图赚钱，部分官员与之勾结，为虎作伥，或官僚主义、麻木不仁，则令人愤怒。新闻怎么可能不分青红皂白一股脑的“娱乐化”呢？何况，对同一条新闻信息，不同人群利害不同，喜怒哀乐的心态相去甚远。亿万富翁与街头乞儿无法同乐，受众也不存在无差异的共同乐趣。就是说，在新闻报道实践中，传媒做不到新闻“娱乐化”，做不到将新闻“彻头彻尾”、“彻里彻外”化为所有受众都感到快乐的信息。可见，“娱乐至上”之类的理论主张，无异于痴人说梦。

　　“娱乐万岁”、“娱乐至上”、“娱乐至死”的原创著作权，恐非今人。中国历史上的殷纣王、周幽王、三国时的刘禅、南北朝的陈后主、隋炀帝等，都是“娱乐至上”、“娱乐至死”的“万岁爷”。他们之中，哪一个何尝不可以说“这种时代比任何一个时代更需要娱乐？”一个时期，一些传媒为害死民族英雄岳飞的秦桧夫妇做翻案文章；因“张爱玲热”为投降日本帝国主义、出卖祖国的汉奸胡兰成的“文学成就”大唱颂歌。套用“娱乐万岁”论者的说词，秦桧、胡兰成之流不也是为了在山河破碎、民族危亡关头舒缓个人“生存压力”、“珍惜这个（短暂的生命）奇迹来享受我们自己的生命”？照此逻辑，岂不荒谬？

　　说到底，娱乐是一定社会历史阶段的人们对某种生活方式及精神的追求。看来，“新闻娱乐化”的理论不能不碰到并回答这样一个诘难：人来到世界上，只为自己娱乐还是在娱乐之外另有神圣而高尚的追求？

　　2006年4月13日新华社发布了罗布泊发现疑似彭加木遗体的干尸的消息。一时间，科学家彭加木死亡之谜再次成为中国媒体报道的热点。彭加木早于1964年即在上海《新民晚报》上发表了一篇文章《人活着究竟为了什么？》，他在文章里说：“我想当一颗铺路的石子，让别人在自己的背上走过去，也是光荣的。”可见，人生观决定娱乐观。战争年代的刘志丹、方志敏、张思德、刘胡兰、董存瑞、黄继光；和平时期的雷锋、焦裕禄、孔繁森；21世纪出现的袁隆平、任长霞、郭秀明、王书田、刘易、朱翠芳、丛飞们，无不面临过“生存压力”、“成功压力”、“情感压力”。他们也是娘生、父母养的血肉之躯，也吃五谷杂粮，也有七情六欲，岂不知“珍惜”、“享受”“自己的生命”？只不过，他们在自我享受之外，另有理想与追求——把国家、民族、人民、党，看得比“自己的生命”更重。一年做上百例手术的外科大夫华益慰，被誉为“值得托付生命的人”。他把病人的生命，看得比自己的生命还珍贵。深圳那个用自己的歌唱、表演所得，帮助失学无助的儿童和残疾人，还有贫困地区人的丛飞，是一位名副其实的娱乐界人士。他帮助他人时，不图任何物质上的回报，甚至在生命最后一刻仍不忘奉献，把自己的眼角膜捐给了眼疾患者。他的座右铭是：“能为社会有所奉献，也是人生的一大乐趣”。用“娱乐至上”、“娱乐万岁”、“新闻娱乐化”之类理论，怎么也解释不了上述英雄人物的生命历程。因为，那是两条道上跑的车。

　　新闻传媒与传媒从业者应负有崇高的历史使命和社会责任。践行以“八荣八耻”为主要内容的社会主义荣辱观，自觉抵制拜金主义、享乐主义、极端个人主义等消极腐朽思想文化的侵蚀，是新闻行业的天职。“新闻娱乐化”的理论及由此衍生的记者异化为“狗仔队”，专门窥探名人、明星隐私、绯闻；媒介充斥“星、性、腥”丑闻；还有为前文所列用“腐败（色情）指数”、“性爱暗示语”、“艳遇调查”之类损招吸引某些受众眼球。凡此种种，都是对传媒业崇高历史使命和社会责任的漠视乃至拒斥。

　　该为蛊惑人心的“新闻娱乐化”理论画休止符的时候了。

　　（作者单位：陕西省出版物审读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