退休前，我曾组织过几年审读工作，虽然忙，但感到对规范书、报、刊出版行为发挥了积极作用，对监督媒体健康发展尽了点责任，生活也充实了。本来想退休后把晚年生活安排得舒适些，读些自己喜欢读的书，做些喜欢做的事。可新闻出版局的领导和同事们热情相邀，聘我做了审读员，这一干又是三年多。

　　现在之所以还认认真真地（我自认为是这样）干着审读员的工作，认真思考其中的原因，那就是一种社会责任感驱使着。如果只想着安逸地过退休生活，如果真正“安逸”了，肯定又会觉得生活中少了些什么。因为我们不能脱离社会而生存，我们必须尽一点力所能及的社会责任。这种认识是从几年审读工作的思考得来的。每当翻开审读的报刊，就想到自己肩负的责任，就不能如一般读者那样浏览，也不能只拣感兴趣的读，不感兴趣的也要读，反感的东西更要认真读。

　　在新闻出版局组织的审读反馈会上，我曾向在座的总编、主编们大声疾呼：我们是在为全社会编“教科书”。我们的不负责任，将会贻害社会；将会损害我们出版人的形象……我曾为了一些报刊刊登违法的广告大声疾呼：我们的媒体、出版物，不能助纣为虐，帮着违法者去骗取老百姓的血汗钱……

　　面对有些报纸为了轰动效应而热衷炒作“腥、星、性”之类的东西，我们审读员就组织起针锋相对的媒介批评。我们审读员总是不断交流、沟通，提高认识，分析一些报刊的倾向，及时写分析文章，防止某些报纸、某些栏目走向误区。当看到我们审读的报刊“干净”了，我们就感到欣慰了。

　　每当看到我们有的报刊不负责任地刊登了立场、观点错误的文章，我的心就不能平静。记得某报曾全版刊登了一篇《富姐送父入狱

　　遭遇众叛亲离》的新闻故事。这张报纸在我案头放了好几天，我对文章的错误观点、倾向忍无可忍，于是在一天凌晨起床，奋笔疾书，写了一篇《新闻的真实与媒体的社会责任》的审读报告。报告严肃指出这张报纸刊登此文，是背弃了新闻工作者的良知与正义，是非不分，善恶不辨，自觉或不自觉地宣扬了“仁、孝、义”的封建糟粕，严重背离了建设社会主义法治社会的精神。

　　马鸿逵是旧中国统治宁夏几十年的旧军阀，被列入“国民党战犯”，某报却辟专栏刊登了《马鸿逵晚年献国宝》一文。文中表述了马鸿逵及其家族抗日的“光辉”事迹，还说将攫为己有的国宝在晚年献给了“国家”，文章所说的“国家”指台湾地区。我当即写报告严正指出此文的错误，新闻出版局图书报刊处也责令该报作出了检查。

　　每写一篇审读报告，都要考虑政策法规依据，都要以理服人，都要与人为善而治病救“报”。三年多来，几十篇审读报告就是我审读工作的成果。读着这些审读报告，文辞并不华美，但字里行间却透着一份审读员的责任感，透着一份知识分子尽一点社会责任的良知。

　　我们的媒体，在群众中曾经有过很高的威望。近几十年来，随着改革开放、社会发展的大潮，出版业蓬勃发展了。报刊成数十倍、百倍地增加，新闻出版队伍已成为浩浩荡荡的大军。但泥沙俱下，鱼龙混杂。新闻队伍中不顾国情，不问政治者有之；良心的天平失衡，利欲熏心者有之；自以为是无冕之王，目空一切者有之；不学习，而又脱离实际，自以为是者有之……社会需要舆论监督，同样舆论也要接受社会监督。“舆论监督”和“监督舆论”必须共存共荣。尽管国家有一系列法规，中宣部和新闻出版总署有一系列规定，但谁来监督实行呢？审读就是一支监督的重要力量。为了媒体发出和谐的声音，为了社会的和谐，我们尽一点责任吧！

　　（作者系宁夏新闻出版局审读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