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了《今传媒》4月肖云儒同志的《中国传媒需要专栏作家》，对《文化艺术报》能够在相当长时间里刊登陶冶的杂文，心有敬佩。但放眼整个传媒界，发现许多报纸杂志对杂文还是不怎么“感冒”，特别是一些从前经常刊登杂文的报纸相继取消了相关栏目，又不仅感慨万分。

　　杂文重要，尽人皆知。提起此种文体，人们可以毫不费力地举出古今许多杂文名家姓名，例如庄周、韩非、韩愈、柳宗元、刘基直到近现代的鲁迅、瞿秋白等，就连伟大的领袖毛泽东，都曾讲过他想做专门的杂文家，为《人民日报》写杂文哩！

　　可是说归说，如果审视一下近半个多世纪的现实，就会吃惊地发现，杂文的处境并不那么美妙，写杂文的人不但不吃香，而且经常处于担心受气的境地，远的如反右派、“文化大革命”就不用说了，全国写杂文的人几乎无一幸免于难。改革开放以来，情况大为好转，但仍有一些地方对杂文家穿小鞋。吴祖光因一篇几百字的杂文，被人告上公堂，拖了三年才算胜诉，却胜得叫人寒心。袁成兰的一篇批评当地“梅花奖”舞弊的杂文，不但吃了官司，甚至连在当地呆下去都很困难。

　　别看杂文篇幅小，就那么巴掌大一块，只占报刊个小旯旮儿。但是因为天生的批判性，就极易得罪地方上的实权官员。因此，其他方面的作品，即便是数千字的大块头，都是副刊的负责人签发，惟独杂文的“规格”高，许多报刊的头儿亲自把关。而那些手握签发权的老总们，对它又是格外的小心、小小心、小小小心，生怕有“毛片”

　　不顺之处。如果有，轻则大笔乱挥，砍你个有头没脚，重则一毙了事。在下那篇在《文汇报》获奖的《话说“暗示学”》，就先寄本省某大报，副刊主任认为不错送给分管老总终审。这位老总怪得很，不说好也不说坏，只给稿件上画了个“？”。副刊主任一看这熟悉的“？”，只好把稿子退我。后来此文获奖，有人去问该老总，他说：“对杂文这玩意儿，宁愿不见报也不要惹出什么事来”。叫人简直哭笑不得！去年，本省还有一家报纸，猛然推出一个杂文栏目，且发表了不少颇有新意的杂文，本人也凑热闹寄去了稿件，但刚刚过了几个月，此栏目便无疾而终了。我到处打听是什么原因，最终也没有打听出个子丑寅卯来。

　　杂文的发表刊登固然不易，但终因时代不同了，言路大开了。因此，仍有许多好杂文“待晓堂前拜舅姑”。但是，发表后作者的心并不都很安定，还要有足够的思想准备应付“杀上门来”的“对号入座”者。在下有幸，二十余年发表了上千篇杂文，承蒙各方关怀，有数十篇获得省级以上奖，还没有被人拽上公堂理论，但也有过叫人不愉快的事。在我未退休时，因感于一些厂家用送红包的办法获取部优、省优产品称号，写了一篇《省优、部优和民优》的杂文发表。谁知本人从前工作过的地方一厂家，则因为评“优”送红包而被社会非议，当地的一位领导就捎话给我，说不该给他们脸上抹黑，弄得我哭笑不得。有感于此，我又写了篇《再说省优、部优和民优》，发表在一家大报上，他们才无话可说了。

　　杂文虽然篇幅短小，写好却不易，写精致更难。大概因为短和小的缘故，杂文常被一些人误认为“好侍弄”。再加上这年头假货泛滥，报刊上也登了不少假杂文，它们既无鲜活的内容、真切的思想，尽是套话大话“正确话”的堆积，故面目可憎，“惨不忍睹”。因此，在社会不少人的眼中，不认为杂文是文学。尽管国家设立的“鲁迅文学奖”就包括杂文在内，但我在参加一个会议听某领导讲创作成就时，惟独不讲杂文。会后我质问作报告者，他这才说：“是我在报告时忽略了”。

　　中国有句老话，叫“名正言顺”。我读了肖云儒的《中国传媒需要专栏作家》后，直接的感觉是：他在呼唤杂文。我同意他的观点，认为在改革开放取得伟大成就特别是强调科学发展观的今天，社会各界都应该重视杂文。我们要建设法制国家，要把反腐败的斗争进行到底，要发展社会主义的精神文明，杂文有着别的文种不能取代的作用。只要传媒界都能够像《文化艺术报》这样重视杂文，都能有自己的专栏作家，这个被鲁迅先生发扬光大了的文种，必将开出灿烂的花朵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