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网福州11月6日专电(记者来建强、张乐、杨玉华)在我国广大农村地区，由于丈夫长期外出打工、经商，妻子们留守家中，她们不得不肩负起家庭全部的生产劳动和抚养、赡养的责任，她们被称为“留守妇女”。多重角色的扮演正在加重这个特殊人群的生活和心理负担。构建和谐家庭、和谐社会，“留守妇女”问题值得全社会重视。

　　无奈的“留守”

　　安徽省霍邱县众兴集镇的张爱凤今年38岁。3年前，她的丈夫随本县的施工队走南闯北“挣大钱”去了。她说，3年来，丈夫每年春节回家一趟，每3个月给家里寄一次钱，每次2000元至3000元不等。张爱凤用一部分钱供儿子在县初中念书，另一部分则存起来准备盖新房子。

　　据了解，众兴集镇有17个村，3．5多人，外出打工的有1．2多人，像张爱凤这样的“留守妇女”有8000余人，几乎每户都有一位“留守妇女”。

　　“我向丈夫提过好多次，要跟他一起出去打工。他也一直希望我跟着出去。”张爱凤说。

　　但现实给张爱凤泼了一盆冷水。她说：“丈夫后来发现带我一起出去很困难。他起早摸黑地干，平均一个月挣1500元，每个月存1000元左右寄回家，扣除吃用，我们就没有钱在城里租房子住了，夫妻两人一起住工地工棚又不方便。”

　　记者调查发现，在福建、安徽等地劳动力外出较多的农村地区，许多农村妇女在丈夫外出打工后，因为各种各样的不方便，留守在家感觉很无奈。

　　“留守妇女”的烦恼

　　“‘留守妇女’就是苦，丈夫不在家，遇到困难只有自己想办法。”25岁的福建省屏南县“留守妇女”林琳告诉记者，她所在的村里有一位“留守妇女”，一次在田里打农药中毒了，当时没办法赶去医院，只好在家拼命喝水才逃过一劫。

　　记者调查发现，繁重的生产劳动、赡养老人、抚育小孩等，使“留守妇女”成了家庭“顶梁柱”，生理和心理负担沉重。浙江省妇联一位干部认为，劳动强度高、精神负担重、缺乏安全感和性苦闷，是“留守妇女”不得不承受的主要烦恼。

　　福建、浙江等地一些农村的基层干部告诉记者，在多数男性劳动力外出的情况下，村里只剩下老人、儿童和妇女。这给农村的治安防范带来新的不稳定因素，特别是“留守妇女”频频成为不法分子骚扰的对象。

　　浙江省金华市婺城区苏孟镇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妇女告诉记者，丈夫出门在外做生意，自己一个人在家，晚上就把门窗堵得死死的，最怕有人夜间闯进来。

　　“留守妇女”性苦闷是一个容易被人忽视的问题。贵州省六盘水市35岁的下岗职工熊先生在福州打工4年了，今年5月与在六盘水农村老家的妻子离了婚。“在这4年里，我和老婆一直两地分居，为此在电话里不断发生争吵。老婆不在，我很苦闷，同样，我不在，她也很苦闷。为了各自的幸福，我们就这样离了婚。”熊先生说。

　　政府：为“留守妇女”解决问题

　　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去年我国农村地区外出务工人数达1.3亿人，其中，河南、四川、安徽成为劳动力输出最多的省份。

　　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教授白南生推算，这些人中已婚者有1.06亿人，扣除举家迁移的约3900万人，只一方外出务工的人数达6700万人，以70％为男性计算，“留守妇女”有4700万人左右。

　　福建教育科学研究所研究员郭少榕认为，这些非正常分离的农村家庭给社会留下了不和谐的隐患。由于农村“留守妇女”精神文化生活比较匮乏，在一些农村，“留守妇女”们常常因为空虚而从事赌博、迷信等活动。安徽省妇联一位干部认为，社会应当关注农村“留守妇女”。

　　记者在调查中发现，各地政府已开始重视“留守妇女”问题。在浙江、福建等省份逐渐发展起来的农村地区，当地依靠村办小企业，组织“留守妇女”把原材料带回家进行组装或者在农闲时随时进厂上班。村（居）委会干部加强了对“留守妇女”的家庭走访，帮助她们解决家庭困难和排除各种不安全隐患。

　　浙江省金华市苏孟镇一位干部告诉记者，由于农村妇女文化程度不高，组织简单技能培训较容易，而开展文化活动较难。随着农村逐步走上致富路，有的村尝试在传统节庆或农闲时节举办民俗文化活动，吸引了不少“留守妇女”参加。

　　白南生认为，“留守妇女”文化活动缺乏是一个严峻的社会问题，应引起有关部门的重视。一方面，地方政府要保障新一代农村女性受到更好的教育，提高她们的文化程度；另一方面，丰富“留守妇女”的文化生活在某种意义上更为重要。

(责任编辑：黄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