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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生态：历史与现实
总制片人：梁建增 赵微
制片人：张洁
编导：杜晓静
摄像：陈威
录音：刘昶
解说：姚宇军
非线编辑：刘涛
助编：余雅薇 袁卿
责编：郑刚 宋薇
合成：吕钢
策划主管：赵华
执行制片人：胡劲草 王猛
播出主管：张步兵 杨明泽
监制：梁晓涛 庄殿君
总监制：孙冰川
被采访人：
李 松 文化部中国民族民间文艺发展中心主任
孟荣林 贵州省从江县民族宗教事务局局长
汪静泉 四川音乐人
吴荣德 小黄村歌队队长
吴大安 小黄村歌师
施万恒 云南省石屏县彝族民间艺人
何其祥 云南省石屏县文化馆原馆长
仁 青
格 洛
潘婢天
吴义兰
潘泥芳
潘胜秋
李怀秀
演播室：
在过去的二十多年里头我们已经习惯用美声、通俗和民族这三个唱法去观看全国青年歌手电视大奖赛。 但是，在刚刚过去的这个夏天，大奖赛到了第十二届的时候，人们发现，赛场上来了一群特殊的被称为原生态唱法的人，他们的演唱让人新奇和兴奋，甚至在中国的音乐教育届掀起波澜……
解说：这些被称做原生态演唱方式的歌手在今年的青歌赛上铺开一道奇特的风景。他们不仅吸引了全国许许多多的普通观众，也让评委席上的评委一反平日的正襟危坐。
比赛现场：张赈涛：这才是我们祖先的声音，而且是我们祖先欢畅的心音。
蒋大为：他们唱的是母亲的歌
李双江：我热烈地拥抱你们、热爱你们。
解说：全国许许多多电视观众的兴趣也逐日增加，节目播出期间，现场观众短信投票参与的人数达到了数千万。人们更多的是好奇，人们听到了一些从来没有听说过的名称，他们被称作蒙古族呼麦、侗族大歌、彝族小调、羌族多声部。身着五颜六色民族服装的选手绝大多数来自我们国家的少数民族地区，他们从未经过专业的歌唱训练，而且很多选手都是第一次离开他们生活的地方，第一次做火车、飞机，第一次来到北京，第一次在这样隆重的舞台上放声歌唱。
解说：获得这次比赛铜奖的是从四川西北部大山里出来的一对羌族兄弟，唱的是羌族的酒歌，他们在来之前甚至都不知道什么是电视大奖赛，但他们的歌声却被权威专家誉为“具有金属般的光泽”，这几乎是专业界对音色的最高评价。
解说：仁青和格洛是羌族人，羌族祖先最早在西北游牧，直到今天放牧依然是他们最重要的生活方式，牦牛是他们最重要的财产。格洛家养了近100头牦牛，在青歌赛期间，当他辗转听说家里丢了十头牛的时候，不顾紧张的赛事硬是回去，漫山遍野地找了十二天，但只找回来五头，为此，格洛非常心疼。牦牛需要养四年才能出售，这四年间他几乎每天都守着，大雪封山的时候，要在山里住很多天，两个人，守着一群牦牛，他们用这样的歌声，把自己和广阔的森林草原连成一体，便不觉得孤单。
解说：格洛和仁青家在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松攀县，从公路翻过山，穿过原始森林才能来到他们家所在的村庄，这是个自然村落，叫猪耳边，仅有二十多户人家。仁青家因为劳力少，没有太多的牛，因此在村里是经济上比较困难的。经济上的拮据并没有影响他在村里的号召力，仁青曾经当过这个自然村的队长，他觉得这是比在青歌赛上获奖更觉得自豪的一件事情。他的歌声在村里更是出类拔萃的，据说，村里所有人会唱的歌加起来也没有他会的多。
仁青：一般说，像我们这的话没有其他的娱乐方式，像城市里面，我今天累了大家出去撮一顿，然后唱一唱卡拉OK啦，或者进一下舞厅去跳跳舞，这样的条件根本就达不上，然后我们这儿，像白天，特别是秋时和农忙季节比较忙，大家都比较辛苦晚上就聚在一块喝喝酒啊，聊聊天，然后就开始唱歌，这样的话一天的劳累全部在歌声当中带去。第二天，去做的话肯定觉得心情有点舒畅
解说：这个小山村交通不便，没有电话，没有手机信号，要徒步走四个小时才能到有邮局的地方。二十年来这里只在八十年代放映过两场电影——《平原游击队》和《地雷战》。在这里只有一半的人家有电视机，而其中绝大多数只能收看到三个电视台的节目。歌唱是他们主要的娱乐方式。
解说：每年的阴历五、六月，这里的人们开始祭祀活动。这是一年中他们最盼望的节日。翻过两个山头，在原始森林中突然出现的一片大草坪，这是他们举行每年祁福仪式的地方，每家一个或两个代表，按男女、老幼排序，向天地祁福，他们呼喊的方式依然是唱歌。仪式结束后，男女老少喝酒对歌。汪静泉二十多年前参加文化部组织的中国民歌集成搜集工作，来到了这个村寨，对这里的民歌搜集、整理。
汪静泉（四川音乐人）：一个是寨主，一个是一个盲人，那个人唱，唱了一首歌，一首酒歌，当时我实际上还是没准备地在听，一唱，声音一出来以后，我就被深深吸引了，后来我觉得我控制不住了，我自己感觉比较震撼，真是唱得我，热泪盈眶，这是我终生难忘一件事。
解说：汪静泉当时听到的那首歌就是这首《唱不起了》。（兄弟俩的演唱资料）（字幕：人年过五十唱不起了，三岁的家鸡叫不起了，四岁的攀山狗跑不动了，羊角花开三月快要凋谢了。） 这首歌表达的是年老后对岁月流逝的无奈，当时汪静泉听到的是仁青的父亲和一个盲人的演唱，那个盲人现在已经去世。
汪静泉（四川音乐人）：原生态音乐，首先一点肯定是融入的、融化了的，就在他这个文化中间是融化了的，也就是说我们听一个民族的音乐，不管它好听不好听，因为好听不好听这是我们的判断，但是，他那种音乐在他那个民族的文化中，它一定是融化了的，因为它有千百年的积淀，是这点，这是我们职业音乐所不具备的。所以说我说它是音乐的根。
解说：八十年代汪静泉在这一代收录了四百多首多声部歌曲，仁青第一次见到汪静泉的时候才十来岁，格洛六岁。
汪静泉（四川音乐人）：我说你们两个好好唱，一定要把它继承下来，汪老师今后把你们带出去，这个话你看，这一说，后来汪老师走了，这一走，十几年没有音信。
仁青：这句话反正在我的脑海当中，受的影响也比较大肯定，我就想肯定，他给其他寨子里面的小孩子也没说，偏偏他要跟我说，心里就特别的高兴，对自己的兴趣也比较大，就一直想，家里的活我都不想干了，一直想我就唱歌，唱唱唱，如果最后唱得好的话，肯定带出去，我就一直想这些
解说：去年青歌赛前夕，汪静泉决定把羌族的歌声带出大山，但他发现这个村寨已经发生了很多变化。
汪静泉（四川音乐人）：20年后我再到这边来，有几点变化非常明显，第一，50岁以下的人都可以非常流利的用汉语通话。第二，平常下山去不穿他们的民族服装了，都穿便装，或者叫汉装。第三，寨子里面的音乐生活，外来的音乐占了四分之三，他们的传统音乐就只有50岁甚至60岁以上的老人在固守。现在的年轻人再过10年他们就是中年人了，再过10年、20年老人就不在了，那么他们的文化，他们的主力几乎就是这些唱着流行歌的这些人占领了，那么村寨的传统文化肯定就消失了。
解说：汪静泉把仁青、格洛带到了成都，带到了北京，上了中央电视台，青歌赛期间，村里的人都放下农活，走很远的路去乡里看电视直播。仁青格洛回家后跟亲朋好友讲了三天所见所闻。
汪静泉（四川音乐人）：我们刚才看着我们的后边，那老乡在唱，那种喜悦他是非常自豪地在唱，他们为他们寨子出了两个全国出名的明星，这个影响非常重要，那么年轻人他就会唱，哎呀，他越唱他越会听，他就想你看我们在唱，哪一天可能汪老师又把我们也带出去了。
解说：仁青和格洛成了村里人的榜样，这里的年轻人又开始爱上自己祖先的歌了，晚上，村民会来到记者住的地方，放声歌唱。
解说：仁青和格洛终于实现了小时侯的梦想。去参加青歌赛是他们出生以来第一次离开大山，他们的家人也从没有离家远行，他们俩最小的孩子只有三四岁，这次出门的经历，让仁青和格洛对外面的世界有了些认识，他们对家人今后的生活有了新的打算。
仁青：我走惯了这个山间小路，一到通秸梗道，哗，觉得秸梗道太宽了，然后秸梗道走走走，走上我们上面那个，我们乡上那个，那条公路，我们就觉得那条公路更宽，然后呢走到我们的九环线，九寨沟那条，觉得更宽，那条路到成都，它又窄了，成都的路更宽，一到北京，你看成都的路又窄了，北京又更大。
格洛：在外头的话，空气当然没这的山上新鲜，但是那个市面，各方面，像我们这个汉话，各方面都很有好处。
仁青：对以后的小孩子的发展方面，对我们有好处。
格洛：对于我们底下的孩子，也有更大的好处。
解说：猪耳边村的孩子要走四小时的山路才能到学校，每周只能回家一次，格洛想让村里的孩子们也能受到城市里孩子那样的教育，村里的人生活比较贫苦，做过队长的仁青，想通过他们在外唱歌，让全村的人的生活都能发生变化。
仁青：特别是搞旅游区，或者是把公路修好，家家户户通电话，家家户户看上中央三台，本来中央三台。
格洛：电视音乐全部能看到这种。
仁青：我们是这样想的。
解说：汪静泉希望仁青和格洛能跟他走，把羌族的多声部传扬出去，仁青和格洛想通过走出去，实现他们为孩子、为村寨的理想，但对于这一切他们心里并没有底。
仁青：今年这一届青歌赛，我们两个，还有其他歌手，原生态是一个亮点，到下一届还有些新的花样出来，他们又是个亮点，那我们又到哪里去了呢，如果是走不通，肯定要存在这些问题，反正到城市和我们山上的牦牛之间有一个矛盾，反正我们现在也说不清楚这个。
解说：仁青和格洛还是要走了，他们跟汪静泉所在的公司签了约，成了签约歌手，他们都带着自己最小的孩子。他们不愿意放弃这个机会，因为这个机会也许能让自己的孩子在城市里成长，能让乡亲们也能过上好日子。他们的梦想也许是很多原生态歌手共同的愿望。
解说：这是一群来自贵州从江县小黄村的侗族青年。他们因全国少数民族文艺汇演来到北京，此时，青歌赛刚刚落幕，他们的出现引起了观众的围观。小黄村的侗族大歌从八十年代开始就名扬海内外，小黄村的青年走南闯北演出，以往丰富的舞台经验让他们即使面对没有秩序的场面，也能泰然处之。
解说：小黄村位于贵州和广西的交界处，被誉为侗歌之乡。歌唱与侗族人的生活联系非常紧密，童年中的孩子从出生开始就被编进歌队，按男女分开，由不同的歌师带领，唱侗族大歌，从中学习文化、传统和礼仪。这种集体的生活方式，从小训练的集体歌唱形式，使他们的声音和谐。
解说：吴大安是目前村中最年长的歌师，现在75岁，五十年前他曾经去过北京演出，是村里为数不多的会讲汉语的老人。
吴大安（侗族歌师）：我们这个少数民族，不像你们那个汉族，没有文化不行，我们少数民族侗族人民都每一个也都懂歌，懂唱歌，没有歌，你讨不到老婆，你嫁不了公。
解说：九十年代初，这里的人们开始离开家乡，利用自己能歌善舞的特长出去打工。现在三十五岁以下的年轻人几乎都有出去打文艺工的经历。潘婢天今年十八岁，已经在外打工三年，从小一个歌队的吴义兰也有两年的外出打工经历，因为端午节的到来，打工的年轻人都回到了小黄村。
潘婢天：侗歌，我们在外面很少唱的，在广东的（时候），一般都是跳舞蹈，像别人唱歌的时候我们就帮他们伴舞。
解说：由于家境贫苦，潘婢天和吴义兰都是小学没有上完就辍学了，他们现在跟村里的其他年轻人一样，大多数时间在城市里打工。但每次回来的时候，也参加接待游客的活动。
潘婢天：就像小时候很多歌，差不多心里好像记得几百首歌都可以记得起来，可现在在外面比较少唱，记不起来了，要工作，要努力工作，把歌词都忘记了，要一个人来唱的话想不起来唱那么多。
解说：由于小黄村的年轻人大多出外打工，村里人的生活水平有了提高，现在几乎家家户户都有了电视机，潘婢天家所有的电器都是用她这些年打工挣的钱买的。由于经济状况的改变，他的弟弟也可以上学了。
解说：侗族人每年只有两天是订婚的日子，记者去的时候刚好赶上潘婢天订婚，以往侗族的男女靠歌声传达感情，他们把这样的歌唱形式叫做行歌坐月，行歌作乐原本是青年男女两个人坐在火塘边对唱，而现在为了表演，一群青年男女一起唱。这些歌手很多都已经结婚，在这样的场合对着不是自己爱人的异性唱情歌显得很不自然。
潘泥芳：我们俩个单独在家里，然后他拉那个牛腿行歌，他就跟我对歌，然后我就对输了，我就嫁给他。
潘胜秋：那是以前，但是我，像我们这一代都很少唱歌了，直接就可以。
解说：潘婢天家送聘礼的人来了，在这些聘礼中，最贵重的要数侗家人自己染出的布，染一块这样的布要耗费一个月的时间，她得到了二十多块布，但她最喜欢的是前两天男朋友在县里和她一起挑的一套运动服。在村里，我们发现，跟潘婢天差不多年纪的青年人几乎都穿的是外面流行的服装，有些还染了彩色的头发，仅从服饰上，已经很难分辨出他们的民族。只有在接待游客的时候他们才会换上侗家的衣裳。
解说：小黄村现在是贵州省黔东南州一个出了名的旅游点，是从江县以发展旅游来保护侗族文化所做的一个尝试。
孟荣林（贵州省从江县民族宗教事务局局长）：这种文化带动经济，小黄村我们主要是打造它，以侗族大歌为一个切入点吧，若是游客来以后光听侗族大歌是不行的，我们要什么呢 要融进些侗族人民的生活习俗，做成什么音乐剧之类的，让游客听了以后流连忘返。
解说：现在村里特意成立了对外演出的歌队，歌队队长是吴荣德。
吴荣德（小黄村歌队队长）：人家这么远道而来，我们也是看重那些，但是不收也要收，一般我们就是一场，像今天我们搞那一场，就是600至900块钱的标准。
解说：对于这个年均收入两千多元的村庄来说，这笔收入是个不小的数字，游客的增多让村里的孩子也知道了唱歌的商业价值。
解说：一天傍晚，我们在侗族鼓楼里碰到了一群玩耍的小孩，在记者的要求下，他们开始唱歌。
小孩：有钱才唱
小孩：来，给钱给我
记者：你们要钱干什么呀
小孩：要钱买糖
解说：现在村里的孩子都在小学校里上学，当地政府为了发展旅游，在小学里开设了侗歌课。记者请老师帮我们做了个调查，看看有多少同学平时会去歌师家学歌。结果没有一个人举手。
潘胜秋：歌师呢，像我们这一代还（跟歌师学），但是有些还很小的孩子还是一样要读书的，都是很少几个了，一般都没时间。
解说：记者在小黄村发现了有很多人家门口挂着歌堂的牌子，据了解，以前歌堂是歌师的家，是小孩子集体学歌的地方
潘胜秋：以前歌堂都是在家做 现在很少了，只有26家歌堂，这些歌堂基本上都是旅店。
解说：从记者离开小黄村到现在一个月的时间里，这里又增加了20多家歌堂旅店，现在有50家，以经济带动文化的思路，在小黄村一点一点实现，这样的一种保护文化的方式在操作过程中应该注意些什么问题呢？为此我们专门采访了长期从事民间文化保护工作的李松。
李松（文化部中国民族民间文艺发展中心主任）：我们所有做文化工作的，都要保护和呵护文化的多样性，要懂得文化尊重，要知道文化不是按发达和不发达，流行和不流行来排高低的，不是按市场价值，艺术的价值和文化的深远作用不一定能用人民币来直接衡量，这个我觉得搞文化工作的应该明白这个基本道理。因为我是唱歌换钱，在这个方面上、在这个概念上有的时候谈不到自尊的，它只谈到了、看到了一种文化的肤浅的价值，直接的货币价值，那我们就想，希望能够在生活中我们非常自尊地来保护我们的这种价值观念。
解说：这次青歌赛的金奖得主李怀秀、李怀福姐弟俩并不是第一次参加青歌赛，在两年前的第十一届，他们也曾经来过，那是2004年的5月3号，他们在团体组比赛中露了面。
解说：当时并没有原生态组别，因为都是唱的民歌，他们被安排在民族唱法组，跟那些经过专业训练的民族唱法歌手同台竞技，他们最后一个出场。
李怀秀：那天晚上，就是我们比赛的那天，现场特别特别的热烈，美声还有通俗的那些评委都站起来给我们鼓掌，他们非常喜欢。
解说：但李怀秀的演唱在民族唱法评委中引起了争议。出现了六分的悬殊，评委中大多是学院派民族唱法专家，只有田青教授一个人是研究中国民间音乐的专家。他打出了最高分。
田青（中国音乐研究所教授）：应该说比赛四天，这是我打出的最高的分，因为我在你们的歌声里听到了，第一次，听到了来自自然的声音，听到了传承祖先的声音。这两位歌手，他们的音色是美的，音准是好的，节奏是对的，更重要，他们唱的就是快乐，也给了我们快乐，我们中国音乐的这个乐字，很有意思，它就是快乐的乐字，我们有的歌手唱得可能不错，但是不能够给人快乐，他们给了我快乐。
解说：打出最低分的是刘辉，他是学院派民族唱法的专家
刘辉（沈阳音乐学院院长）：我为什么打了一个低分呢，因为我觉得这种演唱它还是一种民间的演唱。
李怀秀：有一些老师就说你们这种，好像是只能在田间地头唱，不能登大雅之堂的那种。
解说：最终，第十一届李怀秀姐弟被淘汰。后来田青在回答为什么李怀秀姐弟被淘汰的问题的时候这样说：（田青网站）在第10届的时候，一个原生态的歌手索朗旺姆得了金奖。但是得了金奖之后，问题又来了，那些学院派的人无所适从，老师也无所适从。我学了三年附中，四年大学，两年研究生，结果一个牧民上来就得了金奖，我们怎么办？我们怎么教？去教谁？这是个具体的问题，所以出现了一个反弹。
李松（文化部中国民族民间文艺发展中心主任）：中国的人表达自己声音的时候所用的方法，是多种多样的，是全世界最多样的。这种多样是一个财富，不要由于我们的工作去抹煞这种多样，这是一个文化责任。
解说：李怀秀姐弟没有想到，今年第一次增加的原生态组别中他们就拿到了金奖。
李怀秀：那个时候我真的是有点激动了，就是自己的山歌已经被人家承认了，不是只能在田间地头唱，在中央电视台也能唱了，而且在全国，出去国外演出这些大家也能接受了，而且人家也非常非常的喜欢，心里是非常非常的高兴。
解说：不难发现，在西方音乐观念的影响下，民间原生态音乐在日常生活中被逐渐边缘化，但在许多像樊祖荫、田青这样的民族音乐专家的专业领域当中，研究和保护民间音乐是他们几十年坚持为之努力的方向。曾经有一位作曲家叫田丰，在他生命的最后几年一直致力于云南民间音乐的保护工作，现在已经故去，他创立了云南民间文化传习馆。在民间网罗了一批有潜质的青少年，找民间艺人来口传心授。李怀秀就是其中的一个，当时，她十三岁。
李怀秀：其实刚进去的时候，也没有（想法），只是自己喜欢唱歌跳舞罢了，再是才有这么一种想法，后来慢慢地田丰老师也在经常跟我们讲，就是说你们在从事的是一种，传承这种少数民族自己的文化，你们在做的是一项很伟大的事情，不是光光唱唱跳跳，稀里糊涂的，不是这种，自己在观念上转变后，就觉得自己是一个少数民族，是彝族的后代，自己有这个责任和义务，把它好好地传承下去，最起码不要在我这一代人里面失传了。
解说：在传习馆教李怀秀彝族歌舞的是民间艺人施万恒。
施万恒（彝族民间艺人）：因为我们学的也是学的五十年代以前的那些传统文化，也不用加工，也不用改编，我认得哪样，以前学的哪样就教哪样。
解说：田丰一直拒绝商业演出，传习馆的经济来源主要靠社会资助和田丰作曲的稿费，坚持了七年之后，终于无力维持，所有的学员和老艺人都被遣散了。
施万恒（彝族民间艺人）：这些学生们，业余的时候可以去旅游歌舞团，如果旅游歌舞团不要，有些跑到民族村，有些去办厂，有些去深圳，各奔前程了。真的不学民族文化了，他们随便假冒伪劣地哼两句、编两句，拉拉扯扯就是一个节目了。原来确确实实的，哪个民族是哪个民族的，哪个支系是哪个支系的，原原本本的真材实料的，真的学不到了。
解说：李怀秀作为成绩优异的学生，在田丰一个朋友的帮助下，还试图把传习馆的事业继续下去，但她也只坚持了一个月，经济的困扰仍然是一个无法解决的问题。而施万恒老师在旅游歌舞团待了一段时间以后也回到了家乡。对本民族文化传统传承的忧虑，在他心里已经挥之不去。
施万恒（彝族民间艺人）：年龄大的时候，如果再不传，实在太可惜了，趁这个机会还动得跑得，不管怎样能传一个就传一个，民族文化一个传一个一代传一代地传下来，这个民族文化不会消失。
解说：现在施万恒白天在村里教小学生跳烟盒舞，他还招收了些学生学习彝族海菜腔。
施万恒（彝族民间艺人）：刚刚初中毕业回来的也好，失学的，读读六年级没考上初中的也好，就去一家一家地做工作，要家长们支持小孩们，书没有读成，就在这里干干活计，我说也不影响你们的生产，学点在身上，我讲也不违背本民族，民族文化都不知道，太遗憾了，你们要知道这个道理。
解说：李怀秀是施万恒最得意的弟子，李怀秀出名后，施万恒对她寄予了更多的期望。
记者：您希望怀秀以后做什么？
施老师：希望怀秀，指望怀秀以后当老师，然后好好地干，尽能力地发挥，多些东西学到手，到时候搞传承我们就放心了。
解说：2004年青歌赛后，李怀秀和弟弟被安排进了红河州歌舞团，经常要代表红河州、云南省甚至国家参加演出，现在已经很少回到家乡。
李怀秀：一方面是在外边，就是作传播，就是通过电视，像你们媒体这种，经常上电视，让大家都知道，让大家都喜欢，有这种山歌，了解我们这种民族的文化，有时候又想，如果照这样下去，会不会小孩子不喜欢这种，又觉得，哎呀，那有时候回家来的时候，还是教教那些小孩子。
解说：不管是传习馆还是传承馆实际上都是一种迫不得已的传承办法，原生态民歌已经渐渐失去了它生存的土壤。李怀秀的家乡石屏县原文化馆馆长，从80年代开始参加文化部组织的民歌搜集工作，对李怀秀得金奖时所演唱的海菜腔非常熟悉。
何其祥（云南省石屏县文化馆原馆长）：我们彝族，她演唱的这个海菜腔，它是在一种特定的环境，在玩场，这个玩场它是一种青年的男女在一处聚会，社交活动，在一起演唱这种。民间世世代代就是在这种环境当中传承的，现在特别近二、三十年来，这种环境没了，当然传承保护就受到一定的影响。
解说：由于李怀秀姐弟的成功，石屏县全县都开始开展以教育的手段来传承民歌舞蹈的工作，几乎很多偏僻的村寨，在晚上都会听到青年们学唱山歌的声音。
何其祥（云南省石屏县文化馆原馆长）：田丰教授在昆明搞的那个传习馆也还是有一定的效果，但是如果从长远来看，还应该在原地，在原地办传承班，这些（是）比较符合这个规律的。
解说：随着社会的发展，在很多地方，民歌自然传承的环境都已经不在了，民歌正在离我们远去，我国政府、专家和民间艺人们都在做着各种努力，试图保存、保护和传承这些歌声。
李松（文化部中国民族民间文艺发展中心主任）：文化是一条河，跟着生活，每时都在发生变化，我们保护民歌，也从来没有说让民歌不发生变化，或者原生性民歌不发生变化，但是我刚才说的，一种文化的延续总是沿着这条河，我们首先做到，不想让它中断，至于我们现在的中国，如果说音乐文化，那么一定是，我们怎么面对这传统，然后怎么能比较合适地服务现在，而且还能够比较理直气壮地面对未来。
(责任编辑：王玲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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