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父孙中山先生一生致力于国家的统一。1912年元旦，中华民国南京临时政府成立，中山先生就任临时大总统之际发表宣言，他在宣言中坚定地提出“领土统一”。尔后，他全力“竭志尽诚，以救民国，破除障碍，促成统一，巩固共和基础”。他大声疾呼：“中国人民再也不能容忍别人瓜分自己的国家，他们希望统一，成为一个强大的和不可动摇的民族”。中山先生以政治家的睿智眼光看到：中华开国五千年以来，虽然分分合合，但分是短暂的，中国历史的大趋势是“大一统”，也就是“国土统一已千年，中间虽有离析分崩之势，然为时不久，合而为一”。中山先生看清了中国历史上兴衰治乱与国家分合之间的关系，他认定只有统一，中国才会出现真正的盛世，而国土分裂必定造成社会动乱。有鉴于此，中山先生将实现中国之统一当作“头等大事”，视为“根本要图”。他认为统一与否是国之大体，切实关系到“中国存亡”和“长治久安”。他剀切陈词：“统一成而后一切兴革乃有可言，财政、实业、教育诸端始获次第为理，国民意志方与以自由发舒”。中山先生体认到，以中国的土地和人民、物产等条件，一旦统一，必将形成对国家建设和发展的无可比拟的推进力量。他认为：“若能合为一气，一致进行，排除障碍，统一中国，将来定可为世界一等强国”。他指出：“近来志士都怕外人瓜分中国，兄弟的见解却是两样。外人断不能瓜分中国，只怕中国人自己瓜分起来，那就不可救了！”中山先生这些深湛见解，今日读之思之，言犹在耳，告诫之疾，启迪之深，足以为国人座右铭，不可或忘！

　　1922年11月，孙中山先生撰写下《中华民国建设之基础》。在这篇今日捧读犹如空谷足音的专论中，中山先生对于当时浊水涛涛的“联省自治”运动进行了深入分析和严辞批驳。他对于那些分裂中国的言论，一概斥之为“卑劣之言”；把阻挠祖国统一的政客定格为“中国之仇敌”。他正气凛然地指出：“提倡分裂中国的人，一定是野心家”。中山先生坚定地主张，统一就是一统，就是要名实相副地真正统一。他还在《孙逸仙宣言》中一针见血地讲：“联邦制将起离心力的作用，它最终只能导致我国分裂成为许多小国家，让无原则的猜忌和敌视来决定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中国是一个统一的国家，这一点已牢牢地印在我国的历史意识之中。正是这种意识才使我们能作为一个国家而被保存下来，尽管它过去遇到了许多破坏的力量。而联邦制则必将破坏这种意识”。这一番话语多么发人警醒啊！

　　我们今日研究国父孙中山先生关于中国和平统一的深刻主张，得知其来源于对中国历史发展过程中有分更有合，总趋向是朝向规模更大、层次更高的“中华民族大一统”的认知，来源于对我国传统文化中“天下为公”和“以和为贵”等良知思想的高度认同。他反复重申：“欲得真正统一尚须大家奋斗。今后奋斗之器，不以枪而以笔”。所以他坚决反对“兄弟阋于墙”，反对“中国人打中国人”。他严正提出：“谋国之道，苟非变出非常，万不得已，不宜轻假兵戎，重为民困”。中山先生一生不遗余力地争取“和平、奋斗、救中国”，身体力行并始终呼吁全国各派别和各方面的力量“以和平方法促成统一”，并多次向全国各界民众宣示，自己一定“尽心竭力以敦促和平统一之进行”。（本文章中所引用孙中山先生的语录，均出自《孙中山全集》，中华书局1981年版）

　　中山先生一贯认为，中华民族的优秀民族性中积淀着祖国统一的强大凝聚力和向心力，国家统一则中华振兴，民族和睦则祖国进步。这种体认和诉求，体现了中华文化源远流长所形成的永恒力量之所在。在博大精深且极具包容性的中华文化的感召驱策下，自古以来中国人无论产生多么巨大的政见歧异，总能找到“中华一统”的共识；在民族关键的转捩处，全国人民总会团结起来共赴国需；任何内外势力妄图分裂中华民族的行径，到头来一定以失败而告终。基于此，中山先生在世时，对于被万恶的日本强盗霸占的祖国宝岛和血浓于水的台湾同胞无限关切，他曾三次莅临台湾，还有一次过境宝岛。直到临终之际，还念念不忘从日寇手中光复台湾。1925年3月12日，国父病逝。台湾同胞怀着极大的悲恸，于3月24日举行追悼会。“台湾新文学之父”赖和先生痛悼国父曰：“先生的精神永嵌入在四万万人各个儿的脑中，便这天宇崩、地宙拆、海扩流、山爆裂、永纫重归、万有毁绝，我先生的精神亦共此世间永远的不灭”。

(责任编辑：陈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