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童年是一个危机四伏的王国。我降生到这个世界时就体弱多病，很难适应周围的空气，空气是我的敌人，它随时都有可能向我发起进攻。让我的父母感到十分欣慰的是，我竟然能克服疾病的发作活了下来，这真是一件值得时时庆祝的事情。

　　在我6岁时，父亲就开始为我的未来职业———医生———做准备：他每天晚上教我认识几块人体的骨头。但上学给我带来了灾难性的变化。在这之前，我永远都是备受瞩目的焦点。在学校，老师对我却不以为然，我的表现也没有引起其他同学的关注。不久以后，我的哮喘病时常发作，上学只好三天打鱼，两天晒网。我的功课远远地落在了别人的后面，成了一个完完全全的文盲。

　　我恨自己，这么矮小、苍白、气喘、消瘦、体弱，甚至连一个球都扔不准。别人瞧不起我，我也瞧不起我自己。最后，我父亲决定亲自教我读书写字，一次教一个词，每一个词都将考验我是否有资格做他的儿子。我组织了一支足球队。我是他们的队长一段时间里，我的力量和我的领导才能简直无穷无尽。我对自己、自己的能力，以及控制别人的水平都感到信心十足。

　　当时，我父母均站在共和党和无政府矿工一边。我父亲支持他们，因为他们的事业是正义的。我母亲热爱他们，因为他们也是站在正义一边，他们是遭受围困的少数人，是受到压迫的贵族阶级，他们拥有相同的崇高精神。当我和父母一起上街参加示威游行的时候，我能感受到他们内心巨大的力量。我也喜欢这种游行，喜欢成为缓慢流动的人群中的一分子，喜欢听人们讲政治。不久，我们不再参加群众集会了。集会的规模也越来越小。劳动人民都不去了。我母亲向我解释说，我们的游行自然管不了什么用，历来都是闹剧。很快，罢工遭到禁止。

　　我父亲跟我提到历史，提到帝国主义。他还给我讲拉丁美洲，讲它痛苦的根源：可怕的懦弱，领袖的道德低下，人民的堕落。甘地是他所仰慕的为数不多的领袖之一，我父亲像甘地一样蔑视一切使用暴力的人，他也从来没有使用过暴力。

　　后来，我上了大学，几乎如父亲所愿走上了行医的道路。但我对学医和大学生活失望透顶。最后，我离开了校园。我还告诉父母，我决定离开阿根廷。

　　“你们这一代人非常软弱，”我父亲说，“你被你母亲惯坏了，她教育孩子的理念非常可笑。我们比你们更具男子汉气概。我们能够继承父辈的事业。你们放弃，你们逃避。不像我们，一点也不像。不像我们这一辈人。”

　　然后，我再一次向他保证，我一年以后一定回来。我轻声跟这个老人道别，但并不想拥抱他。“你一定会回家来的，埃内斯托！”她的声音非常轻柔。“没问题，我保证，塞莉亚！”我说。

　　当然，我再也没有回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