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今天上午9时，《上海市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妇女权益保障法>办法》(草案)向社会征求意见已进入第7天。记者从市人大常委会法工委信息发布获悉，对媒体广泛关注的反性骚扰立法条款，公众的反应极为平淡，市民的意见建议为“零”。

　　有立法专家提出，缺乏可操作性的反性骚扰立法是否会成为一根“鸡肋”？如何才能有效预防和禁止性骚扰，值得深思。

　　立法并未界定“性骚扰”

　　需要澄清的是，众多媒体都称上海地方立法为“性骚扰”做出了界定，其实，“界定”一说不过是一相情愿的“推理”。立法草案中的说法是：禁止以语言、文字、图像、电子信息、肢体行为等形式对妇女实施性骚扰。

　　立法专家明确表示，立法草案只是“简单列举”了可能造成性骚扰的5种情形，而并非给出“界定”。何谓“性骚扰”，国家大法也尚未给出说法，妇女权益保障法第40条只是规定：“禁止对妇女实施性骚扰。受害妇女有权向单位和有关机关投诉。”但性骚扰到底是什么？国家大法没说，地方立法也说不清楚。说不清楚的一个直接后果是，法官在判案时无从作出判断。

　　概念泛化不利权益保护

　　性骚扰，为何难下定义？立法专家认为，这是因为我们泛化了性骚扰——无论是地铁上的“咸猪手”，还是办公室里上司对下属的暧昧举动，统统都会被装进“性骚扰”这只大筐。而在欧美一些国家的劳工法、刑法当中，性骚扰的内涵外延非常明确，专指职场上上级利用“权力之便”对下级采取的不受欢迎的“性言行”。这样的界定，不但是对妇女人身权利的保护，更是对妇女劳动、就业权利的保护。

　　“性骚扰”这个“外来词”，如果继续被概念泛化，不伦不类，那将更不利于妇女权益，特别是就业权的保护。要知道，对公共场所的“咸猪手”，有治安处罚法惩治流氓行为，而在职场上，“权力”则需要治安处罚之外更直接的法律约束。

　　因此，上海将反性骚扰写进地方性法规，是表明一种态度，也是一种警示；但要让反性骚扰立法不做“鸡肋”，有效预防和禁止可能发生在女性就业过程中的性骚扰，却还需要更多借鉴国外立法，单单制订一个妇保法实施办法是远远不够的。本报记者姚丽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