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11月10日，中国作协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
在这之前的30天里，对中国的作家们来说，是一个多事之秋。10月12日，湖南省作协两位副主席何立伟与王开林，发生肢体冲突。10月24日，为了抗议其工作单位沈阳市文化局停发工资，曾经的先锋小说家洪峰走上沈阳街头，挂牌“实名”乞讨。10月28日，诗人叶匡政在自己的博客上贴出3000字长文《揭露中国当代文学的十四种死状》，矛头直指中国当代文学的各个相关行业，诸如文学批评、文学研究、文学出版、文学组织……
水越来越浑。由于历史和现实的错位，公众关于中国作家、中国文学的诸多认识，大多模糊而有歧义，讨论中屡屡发生鸡同鸭讲的情况，影响了公众的认识。
首先需要厘清的概念，便是“作家”。
在中国，大致存在着两类作家，一般称他们为“体制内作家”和“体制外作家”。两类作家的分野，在于其收入来源的不同。体制内作家，需要加入各级作家协会，并从现有各类相关机构领取工资，这类机构包括各级作协、文联、文化局及附属单位。上面提到的何立伟、王开林和洪峰都属于这类作家；而前段时间被称为“国家一级诗人”的赵丽华女士，其正式称谓应该是“国家一级作家”，正高职称。这类作家，其身份的获得，和他们写不写作、写作质量如何没有关系。体制外作家，加不加入作协无关紧要，但作家身份的获得来源于写作，经济来源则五花八门，或者依赖稿费、版税，比如韩寒、郭敬明；或者从事某种职业，比如诗人叶匡政从事出版业，作家海岩从事商业，先锋作家格非在大学教书。
“洪峰乞讨风波”中，上述两类作家严重地对立。在洪峰看来，乞讨是“为了维护自己的权利与尊严”；而在韩寒看来：“对于洪峰，首先，他不是一个作家，不是说进了作协就叫作家。是否独立，是否爱国，才是标准，不依附于哪个部门吃大锅饭，有生存能力能自己养活自己，才是标准。”
其次需要厘清的概念，则是中国文学与中国作家的关系。
单就“体制内作家”来说，相当一部分作家和中国文学的关系不大。对他们而言，“作家”仅仅是一种职称，一种行政职务。固然，有相当一部分“体制内作家”曾经创作出和正在创作出优秀的作品，但这类作家，相对于庞大的“体制内作家”群体而言，则凤毛麟角，不成比例。中国文学的创作，很大部分由“体制外作家”承担。而有些作家只对单位负责，不对文学负责。
中国作家死了，或者说，中国文学死了，是一个象征性的说法，传达的是公众和部分作家对中国文学现状的不满。在公众的眼里，中国的作家们实际上活得越来越好，既继续享有旧有的体制荣誉，也享有新兴的市场利益，既领着工资，也拿着版税。然而，中国文学的现状却是越来越糟，作家和批评家的独立性受到质疑，文学作品难以获得公众认可，文学评判体系屡受诟病，文学市场充斥着假冒伪劣……所谓“文学死了”，既指称虚拟的“文学精神”在当下社会的湮灭，也指称实在的一整套“文学生产体系”的崩盘。这是现实，也是无物之阵———在当下的中国，相当一部分作家和文学无关，那么，谁该对中国文学的虚弱现状负责？
据《南都周刊》
（生活报） | |
|
精彩生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