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翔的“产权困惑”并非是刘翔本人的困惑，而是国家的产权困惑。这样的产权困惑不只存在于体育界，也同样长期存在于演艺界等，只是人们早已熟视无睹罢了。要消解此种困惑，唯有从解决体制本身的困惑着手。

　　对刘翔等明星运动员“不务正业”过度热衷于商业活动的行为，国家体育总局看不下去了。上周末，体育总局田管中心主任罗超毅出面唱黑脸，声称“将对刘翔等明星运动员从事商业活动进行严格控制”。

　　体育总局局长刘鹏藏在幕后，罗主任的态度其实是刘鹏的态度，是为官方态度。体育总局的官方网站上新挂出一篇刘鹏的讲话，大意是备战2008年北京奥运会必须确保训练质量……

　　说实在的，从体育部门到体育官员，这些年对明星运动员越来越迁就，他们之间是个“利益共同体”，竞技体育成绩说白了就是政绩，明星运动员的状态(包括技术、脾气、心态等等)，恰是争取好政绩的重要前提，惹毛了他们，事儿可不好弄。

　　不仅利益攸关于此，体育官员们还深知，体育明星若被惹上“火”，里外不是人的恰恰不是体育明星，而是体育官员自身。所以，从刘鹏到罗超毅，讲话不光注意分寸，还特讲究艺术。

　　使用“刘翔等”的说法，说明刘翔热衷于商业活动的确有点过了。但正在广州训练的刘翔本人不这么看，他认为这个规定不会带来太大影响，他自己在这方面做得非常妥当，不会让别人去说三道四。他继而强调：“有些是我已经和人家签订了合同，我有义务去履行合同，就像我有义务替国家去参加国际比赛。”有报道说，履行商业合同的义务为刘翔带来近2000万元的年收入。他同时为7个品牌代言，近日又与伊利签下一个每年1000万元的大单……

　　可能与人们日趋普遍的逆反心理有关，“严格控制刘翔们”未等实施，体总官员即遭来网络舆论的围攻。说“红眼病”者有之，说“分赃不均”者有之，有的帖子为刘翔抱不平：乔丹和小贝可以，刘翔为何不可以？

　　“分赃不均”难听，“红眼病”另说，我着重说说乔丹和小贝与刘翔或别的中国体育明星没有可比性。

　　乔丹和小贝不是国家“圈养”的运动员，他们从事商业活动的收益是属于自己的。有赛事时，他们与俱乐部是劳动合约关系；无赛事时，他们是自由人，从事商业活动赢利只要照章纳税，谁也管不着。

　　产权是抽象又具体的，譬如收益权。乔丹和小贝从事商业活动的收益归他们自己。但刘翔不一样，刘翔是“国家的人”。国家在刘翔身上出了培养费，国家对刘翔就拥有产权。这个产权，首先表现为收益权。具体来说，国家从刘翔身上获取了“为国争光”的收益。

　　但在当下中国既非“纯计划”又非“纯市场”——有点不伦不类的竞技体育体制下，刘翔等体育明星的商业价值收益权却是一个问题。对国家来说，这个“收益权”所主张的是国家在刘翔身上获取到“为国争光”的收益之后，所必须面对或者主张(至少可以部分主张)的“边际收益”。根据产权理论中“谁投资谁受益”的原则，没有国家的前期包括即期投资在前，今天的刘翔就不是体育明星的刘翔……所以刘翔的“产权困惑”并非是刘翔本人的困惑，而是国家的产权困惑。

　　对于国家，这个困惑由来已久。理论上讲，刘翔等商业活动的巨大收益，扣除刘翔等在活动中的直接付出并获取少量补偿后，应当全部上缴国库。但在现实中，商业收益事实上是在体育明星和体育机构之间“私分”。分配较和谐的，姚明算是一个代表，刘翔估计也不错。分配不和谐的，田亮算是个极端例子。再就是前期的王治郅。王治郅外部看是个无组织无纪律问题，矛盾的内核呢？泛而广之，这样的产权困惑不只存在于体育界，也同样长期存在于演艺界等，只是人们早已熟视无睹罢了。

　　继续扯开来，先富者往往借助新旧体制交织冲突所产生的漏洞迅速致富。刘翔的“产权困惑”和致富，无非是中国无数具体产权困惑和致富故事中“好玩”的一例。要消解此种困惑，唯有从解决体制本身的困惑着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