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站在时代和全局的战略高度，深刻总结我们党促进社会和谐的实践经验，以与时俱进的精神，创造性地提出了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论述，是我们党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一次历史性跨越，是党的战略任务、科学理论、伟大实践的重大突破和创新，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达到新的高度、新的境界，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提出“社会和谐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表明我们党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认识达到新境界

　　关于社会主义的本质的论述，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早在150多年前马克思主义诞生时，马克思、恩格斯就勾画了未来美好社会的蓝图，并对未来社会的发展方向作出了科学设想。按马克思、恩格斯的设想，未来社会将在打碎旧的国家机器、消除阶级之间、城乡之间、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之间的对立和差别，极大地调动全体劳动者的积极性，使社会财富极大丰富，人民精神境界极大提高，实行各尽所能、各取所需，实现每个人自由而全面的发展，在人与人之间、人与自然之间都形成和谐的关系。可见，“社会和谐”是科学社会主义的题中应有之义，“社会和谐”的理念和目标，是科学社会主义的本质规定。

　　在革命、建设、改革的长期实践中，我们党不断探索、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本质理论。邓小平在深刻总结新中国成立以来正反两方面经验的基础上，作出了“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的科学论断。这“五句话”是一个统一整体，既包括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生产力问题，又包括调整以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为基础的社会关系问题，蕴含了建设和谐社会的丰富内涵，指明了实现社会和谐的条件和途径。

　　党的十六大以来，在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指导下，我们党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中，对社会主义的一系列根本问题又取得了新的重大认识，不但使社会主义固有的本质规定在我国得到具体实施和充分体现，而且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了强有力的指导，也为我们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大战略思想和重大战略任务奠定了理论基础。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决定》，开篇鲜明提出“社会和谐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的科学论断，这是我们党理论创新的重要成果，表明我们党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认识达到了新境界。这将有利于更全面地坚持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理，有利于更好地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更好地实现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

　　提出把“和谐”与“富强民主文明”一起作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目标，实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与奋斗目标的有机统一

　　社会主义建设要搞现代化，这是列宁首先提出的。十月革命以后不久，列宁在提出“国有化”的同时，即提出“现代化”的要求。列宁的现代化思想，不是单纯从经济角度讲的，而是同共产主义联结在一起的，是经济落后国家即不发达国家进入社会主义后必然要提出的问题。

　　我国社会主义建设要搞现代化，早在民主革命时期，党就有了初步认识。建国后不久，就提出“四化”要求，在1964年12月全国人大会议上，第一次正式向全党全国人民提出要在本世纪内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奋斗目标。它的提出，极大鼓舞了全党和全国人民。不幸，由于“文化大革命”的发动，这个纲领未形成具体规划就中途夭折了。直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实现四个现代化才真正成为全党的重心和奋斗目标。随着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推进，党的十三大明确把“富强、民主、文明”作为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奋斗目标。党的十六大进一步提出要建设经济更加发展、民主更加健全、科教更加进步、文化更加繁荣、社会更加和谐、人民生活更加殷实的小康社会，是我们党第一次在全国党代会上把“社会更加和谐”，明确为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的奋斗目标。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在提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总体目标时，把提高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能力作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主要任务，明确党要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实现国家富强、民族振兴、社会和谐、人民幸福。

　　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提出了“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奋斗目标，第一次明确将“和谐”纳入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国家战略之中，凸显了社会建设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与经济建设、政治建设和文化建设同等重要的地位，表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已成为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的战略任务和奋斗目标。这是我们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的新的概括，是我们党的理论创新的又一个重大成果。这对于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全面协调发展具有极其重要的指导意义。

　　提出“我国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反映了我们党对中国发展历史方位的新把握

　　按照实际情况决定工作方针，这是我们党一贯的最基本的工作方法。中国的改革和建设，必须从中国的基本国情出发。早在改革开放之初，我们党就对基本国情作了科学判断：我国正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一个上百年的很长的历史阶段。这是我国逐步摆脱不发达状态，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历史阶段。在这个历史阶段中，既具有这一历史过程总的特征，又具有经济社会发展的阶段性特征。正确认识和把握发展的阶段性特征，是制定科学的发展战略和经济政策的依据和前提。我国现在虽然仍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但随着国际国内发展环境的变化，以及改革开放20多年的巨大进步，经济社会发展现实基础和面临的主要问题发生了相当大的转换，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战略目标、市场环境、体制环境、对外关系和工业化等方面均呈现出明显的阶段性特征，表明我国已进入一个发展的新阶段，这是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持续发展的必然结果。

　　面对中国历史方位正在发生的重大变化，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特别强调要深刻认识我国发展的阶段性特征，科学分析影响社会和谐的矛盾和问题及其产生的原因，最大限度地减少不和谐因素，不断促进社会和谐。可以说，发展“新阶段”的判断，是对中国发展现实起点和历史定位的新的把握，反映出我们党对世情、国情、党情认识的深化，也是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认识的深化。强调“阶段性特征”的意义，就是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大前提、大背景下，进一步深化、细化、具体化了对当前推进改革发展的现实起点的认识，是对新阶段中国发展面临的整体性挑战的理论回应。它既有助于全党对于走过的道路进行系统的总结和深入的思考，又为中国的未来发展打开新的战略空间。

　　提出“公平正义是社会和谐的基本条件”的重要判断，把维护社会公平正义提到了更加突出的位置

　　公平正义是现代社会进行制度安排和制度创新的重要依据，是协调社会各个阶层相互关系的基本准则，也是一个社会有凝聚力、向心力和感召力的重要源泉。按照马克思主义观点，社会主义制度本身就是针对资本主义发展中存在的种种不公平、非正义等不和谐的社会问题而产生和发展的。社会主义社会理所当然地应当成为迄今人类历史上最有利于实现社会公平与正义的和谐社会。但是，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条件下，在倡导“让一部分人和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和“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政策驱动下，我们还突出地面临着一些如何更加有效地促进社会公平和正义的矛盾和问题，比如贫富差距、城乡差距、区域差距有拉大的趋势，财富集中化的程度有较大的上升，违规违法的财富积聚占有一定比例，低收入群体和社会保障体系有脱节的现象，这些对实现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这一目标影响极大。此外，公平正义是古今中外的思想家一直在探讨的问题，也是一个人们在众多领域中大量使用的概念，而究竟什么是公平，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和不同的群体中认识标准存在着较大差异。

　　基于上述情况，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的一大理论创新就是，不但把公平正义作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六大基本特征”之一，而且作出“公平正义是社会和谐的基本条件”的重要判断，把维护社会公平正义放到更加突出的位置，这是我们党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必然要求，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现实需要，体现了马克思主义追求的社会发展目标，体现了社会主义制度的本质要求。实践证明，在构建和谐社会的过程中，只有遵循公平正义的原则，才能使社会不同利益群体各得其所、和谐相处，也才能使广大人民群众看到希望，并自觉自愿地为之奋斗。

　　理论和观念的创新与变革，必然引起体制机制的创新。因此，六中全会强调，当前既要着力解决影响社会公平正义的突出矛盾和问题，更要注重从制度建设入手，切实保障人民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方面的权利和利益，引导公民依法行使权利、履行义务。

　　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重要观点，把和谐文化建设提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当前，中国社会正在发生深刻变革。这种变革不仅表现在经济社会转型上，也体现在深层次的价值观的转变上。价值观是历史的具体的，是一个完整的体系，是不同层次、不同地位的各种价值范畴的综合体。价值体系的核心是人的问题，应反映一定社会条件下的人与人之间最基本的关系，即体现该社会最基本的价值关系。当一个

　　社会最根本的价值体系确立起来以后，它将成为人们共同遵循和维护的行为准则。但这个共同遵循的价值体系不可能单纯依靠社会自发形成，而是要正确发现并揭示其内在规律，有赖于统治阶级及其代表的建设。

　　现阶段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时期，各种矛盾交集并凸现，利益多元化、思想多样化，多种社会思潮涌动、多元价值观出现、多种信仰并存，各种文化思潮相互碰撞、激荡、交融。原有的价值理念和道德标准受到了严峻挑战，一些原本十分清楚的价值观又受到了质疑，致使不少人的思想观念出现了困惑、迷茫、盲从。面对思想战线上的严峻形势和意识形态工作的艰巨任务，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旗帜鲜明地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重大任务。这对于坚持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巩固和发展社会和谐的思想道德基础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建设和谐文化的根本。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建设应当以社会主义基本价值取向为内核和基点，其基本内容正如六中全会《决定》中所指出的：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社会主义荣辱观。这是我们党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最新的科学概括，也是对马克思主义价值观的丰富和发展，从而把和谐文化建设提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只要我们坚持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融入国民教育和精神文明建设全过程，贯穿现代化建设各方面，就会使之成为全民族奋发向上的精神力量和团结和睦的精神纽带。

　　提出“社会体制”的重要论述，表明我们党对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战略和总体布局的谋划更加全面、协调、均衡

　　当前，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社会的整体结构、资源结构、区域结构、组织结构等都在发生着重大转变，利益主体多元化，利益格局不断调整，必然引起更多的社会差别，难免产生新的社会利益的矛盾。而制度建设与社会发展又不相适应，传统的社会管理体制和方法，越来越不适应社会结构的变化。加之，政府管理体制改革滞后，法制建设不完善，政府公共服务的质量与人们的期望有相当的距离，反映社情民意的机制尚未建立健全，这一系列原因就导致了当前社会矛盾凸显、社会利益失衡的状态。如何坚持科学发展观，协调纷繁复杂的社会利益关系和不断涌现的社会矛盾，促进社会安定有序发展，对于执政的中国共产党来说，是一个新的历史考验。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不失时机地提出“社会建设和管理”的概念，提出社会管理体制改革和创新的任务，极富韬略地展开了经济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文化体制改革和社会体制改革四位一体的大布局，具有极为重大的战略意义。

　　特别是提出“必须创新社会管理体制”，这是六中全会《决定》的一大亮点，也是最富新意，最具针对性、稳定性和前瞻性的。《决定》从建设服务型政府、推进社区建设、统筹协调各方面利益关系等七个方面来健全社会管理格局、健全社会管理机制、健全应急管理体制机制、健全社会治安防控体系，以完善社会管理，保持社会安定有序。这是我们党在领导中国改革走过28年历程后，为增进全民福祉，实现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而采取的重大战略举措，表明我们党对社会建设内涵的认识进一步深化，也表明我们党对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目标和任务的认识进一步深化，对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战略和总体布局的谋划也更加全面、协调、均衡。这说明我们党正塑造社会成员合理分享现代化成果的机制、塑造兼顾各方面利益的整合机制，形成促进和谐人人有责、和谐社会人人共享的生动局面。（作者为福建省委党史研究室研究员）

(责任编辑：黄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