卧底出书披露“双面间谍”生涯 基地训练营学会诸般兵器

　　奥玛尔·纳西瑞在阿富汗训练营接受了基地组织的训练，成为一名炸弹专家，然后被派往伦敦。可是，他们并不知道，纳西瑞本身却是西方的情报人员。为保护在摩洛哥的家人，这位间谍化名奥玛尔·纳西瑞。他在摩洛哥和欧洲长大，后来加入了基地组织，其后因看不惯对无辜平民的杀害，转投西方情报部门。最近，纳西瑞出书披露了他的“双面间谍”生涯。

　　本版文字 之林

　　基地专家竟是英法卧底

　　初次见到哈姆扎时，他就问我是阿富汗的哪个训练营“毕业”的，我告诉了他，然后又悄悄地跟他说，“我遇到了你认识的人。我是跟着阿萨德·阿拉训练的，他教我如何制造炸药，还向我介绍了你是如何失掉双手的。”哈姆扎没有正眼看我，只是轻轻地说，“不要跟其他人说起这件事。”哈姆扎一直声称，他是在阿富汗拆地雷时被炸伤的，我知道这不是真的。

　　“我们很需要你帮助”

　　阿萨德·阿拉是个恶贯满盈的阿尔及利亚人，在阿富汗东部城市贾拉拉巴德的达鲁塔基地训练营，他教我如何利用普通的材料白手起家制造炸药，他讲的都是复杂的数学和化学理论，需要精神高度集中。学员们被要求熟练掌握各项技能，即使在睡梦中也可以手到擒来。每个周末，阿萨德还要进行测试，确保每个人都掌握了。

　　上他的课没人敢大意，一个失误就可能把所有人都端掉。正是在他的炸弹制造训练课上，哈姆扎犯了一个错误，被炸掉了双手和一只眼睛。我安慰哈姆扎说，绝不会跟别人提起这事，他终于放了心。“上帝把你送到我们身边，将来，我们一定需要你的知识和帮助的，”他说。

　　与恐怖分子同吃同住

　　这一切都是发生在上世纪90年代。我的真名并不是奥玛尔·纳西瑞，如果说出真名，我在摩洛哥的家人可要遭殃了。我在摩洛哥和欧洲长大。

　　我跟基地的成员一起生活了多年。我为他们购买枪支，他们把枪支藏在布鲁塞尔附近我母亲的家里，并从那里运往世界各地。后来，我去了阿富汗，跟训练营里的基地分子们同吃同住了一年时间。

　　训练营学会诸般兵器

　　跟他们在一起时，我掌握了几乎各种武器的使用方法，从冲锋枪到防空导弹我都会。我还学会开坦克以及炸坦克。这期间，我认识了本·拉丹的首席炸弹专家马士礼，他曾想让我去炸一个大使馆。我还认识了阿布·祖贝达，基地组织首席训练官，正是他在1996年把我送到欧洲做卧底，为袭击提供技术咨询。

　　他们都不知道的是，在去阿富汗之前，我就已经打算与他们杀害无辜的行为对着干了。我渗透到训练营时，就是法国对外情报总局DGSE的特工了。我不但是基地派到伦敦的炸弹专家，而且还是英国情报部门的特工。

　　我清楚地知道他们是如何鼓动追随者的。可是我发现英国的情报机构对英国所面临的威胁懵然不知。直到今年，哈姆扎才被起诉。

　　“反拷问”——也是恐怖分子的策略

　　有一天，我走进训练营地，一个学员被人用绳子绑住脚吊了起来，他的眼睛也被蒙上了，不停地尖叫。周围有几个人也对着他大喊大叫，有人还用枪指着他的头。我不寒而栗，心想，这可能是对付间谍的做法，如果我露了馅，下场也会这样。后来，才知道，这只是训练营里训练武装分子的一种手段。训练他们抵抗严刑拷打时的耐力和勇气。

　　教官穆萨向我们展示了一本关于审问的书，里边列举了各种不同的拷问手段：倒吊起来、若干天持续裸体站立、拔掉指甲、烧皮肤等等。在受到拷问时，需要对上天有绝对的忠诚，拷问也是一场战争，要么战胜对手，要么殉教成仁。他说，审讯有时也是一个很好的斗争机会，可以更好地了解敌人，还可以交待一些错误的情报。反拷问也是一种重要的斗争策略。

　　在上世纪整个90年代，伊本·阿勒-沙伊哈·阿勒-利比就在阿富汗负责训练营的工作，跟拉丹走得很近。美国人入侵阿富汗后，他被逮捕并遭到严刑拷问，他于是向美军供出了萨达姆跟基地组织称要制造化学武器的情报，后来美国人把这个当成了打伊拉克的理由。可是，利比后来说，情报是假的，那时美军已经深陷伊拉克了。在经营训练营的过程中，利比已经掌握了丰富的反拷问手段，他知道美国人想要什么，于是就说什么。

　　英国特工跟丢“恐怖大鱼”

　　回到欧洲后，我的法国上司吉利斯把我带到了伦敦，DGSE相信，阿尔及利亚恐怖分子已经把伦敦当成了一个避难所。法国督促英国逮捕并驱逐他们，我的任务就是监视激进的恐怖分子，并向吉利斯和英国军情六处汇报。我跟军情六处的丹尼尔接上了头，并在伦敦北部安定下来。

　　后来，丹尼尔送了我一部手机，并交待了使用注意事项。我还向他和吉利斯要钱，汇给阿布·祖贝达。一开始，他们不肯，经过商量后给了我1000美元，我立刻就汇给了祖贝达。

　　我经常去一个叫做“四片羽毛”的教会，那里有不少激进分子，我可以从这些人祈祷时动嘴唇的方式，眼睛朝着地上看、穿裤子以及走路的方式判断出来，他们跟我在训练营里看到的人一样。

　　有一天，我在“四片羽毛”里碰到了一个人，觉得很熟，却怎么也想不起来是谁，不过感觉到他是条大鱼，是个危险分子。于是我立刻向丹尼尔作了通报，并要求他派人盯住这个危险分子。两个小时后，丹尼尔和吉利斯狂喜不已：这条大鱼是阿里·塔成特，涉嫌制造了法国爆炸案的GIA头目。丹尼尔信誓旦旦地说，我们有人盯着，“他肯定跑不掉。”可是，不久后，丹尼尔就局促不安地说，特工们在一个咖啡厅里把大鱼跟丢了。我白忙了一场。仅仅几周之后，巴黎地铁上再次响起了爆炸声，几十人死伤。

　　反恐专家很“弱智”

　　哈姆扎经常到教堂去，他的宗教知识很贫乏，是个不折不扣的宣传鼓动家。丹尼尔只是关心哈姆扎是否会策动跟随者在伦敦搞事。我知道他不会，他会在世界上任何地方搞爆炸，就是不会在伦敦做，至少据我了解，他还没有越过这条底线。真正危险的是卡塔达。他被称为欧洲伊斯兰武装的精神领袖。

　　有一天，丹尼尔拿给我一枚里边装有跟踪系统的手榴弹，让我交给一个极端阿尔及利亚人，这样，他们就可以顺藤摸瓜，找到GIA的弹药库了。这简直是胡闹，这么做我的身份立刻会被揭穿，说不定还会被炸上西天呢。在训练营里，人人都对手榴弹了如指掌，如何伪装、如何拆除引线等，甚至还知道怎样用它来喝酒！这些英国的所谓反恐专家们对对手的了解少得可怜，他们可都是“才富五车”的恐怖分子，不是摆弄玩具手枪的小孩子。

　　我把自己在训练营的“听课笔记”交给他们时，英国专家们对里边的所有公式进行了验证，对其复杂性惊叹不已，甚至还从中学了不少东西。 丹尼尔从不问我在训练营的事。他根本不了解西方所面临的威胁是怎么样的。他只是对眼前英国人可能面临的威胁感兴趣。后来，两个联系人都换了，我猜是把我从军情六处调到了五处。

　　被英国情报局炒鱿鱼

　　1998年8月7日，美国驻东非坦桑尼亚首都和肯尼亚首都大使馆遭炸弹袭击，224人死亡，数千人受伤。我在电视上看到了这个消息，现场上到处都是美国兵。一个惊慌失措的非洲男人走过瓦砾堆时，一个美国兵粗暴地把他推到一边，还大声吼叫威胁他。这让我很不舒服，数百名非洲人死亡，而他们什么也没做，只是因为在现场就受到了波及，美国兵根本不理这一套。我郁闷地关掉了手机，扔在桌上，在伦敦的街道上漫无目的地走了几个小时，一直到晚上才回去。第二天，我的两位上司很紧张地找到我，给了我一张机票，让我重返阿富汗做卧底。我知道，英国人想甩掉我了。因为爆炸当天我销声匿迹，他们担心我是对方的“卧底”，去执行别的任务了。

(责任编辑：李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