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北京、上海、天津等大城市的火车站、步行街和一些旅游景点的附近，不时可见衣衫褴褛的老年乞丐，他们抖动着手向熙熙攘攘的人群乞讨，却拒绝城市救助人员的帮助，更不愿意返回家乡。

　　一些专家指出，农村养老保障问题解决不了，必然会反映到城市里，其解决成本会更大。“你们管我一时，管不了我一世”

　　记者日前跟随天津市救助管理站的流动救助车，在一些街头寻访需要救助的对象。一天上午10时30分，救助工作者一行人来到滨江道天桥附近。只见马路两边站着三三两两的老年乞丐，穿着脏旧的衣服，向行人不停抖动着手里破旧的搪瓷盆子。

　　在天桥上，一位大娘自称今年80岁，来自山东沂蒙山区，来天津四五天了。再往前走十几米，一位老翁坐在天桥阶梯上。“我下星期一就买火车票回家，现在还缺20元钱。”老翁说。“你跟我们走，我们送你回家，不用买票。”他沉默不语。这时，天桥上的山东大娘走了过来，老翁收拾东西，拄着一根棍子，两人蹒跚而去。原来他们是一对夫妻。

　　救助工作者高建军对记者说，这些老人大多是职业乞丐。一般情况下，他们大多自报家乡是安徽、山东、甘肃等地，这基本上还算可信，因为有口音作证；但所谓家乡遭灾、只来了几天、打算马上返乡，这些话不足为信，因为有许多人都是老面孔。

　　据救助业务科副科长孙林庆介绍，救助工作者劝导乞讨老人去救助站，对方则回答：“你能管我一时，管不了一世。”救助工作者表示，可以和当地政府联系，给安置个养老院，这些老人往往回答乡里、县里都没人管。孙林庆说：“这些话有的是瞎编的，有的是真实情况。”老无所养是和谐社会之忧

　　到目前，天津市救助管理站已经救助近1万人，其中老人占10％以上。老人所占比例不是特别大，但是救助站一半以上的工作量都花在他们身上。每天上午、下午、晚上，救助站都要出动一辆流动救助车在街上巡查，每逢恶劣天气要三辆车同时上街。

　　救助站救助的老人，许多身患急病或重病，有的昏迷在马路上，有的患有狂犬病、麻风病、艾滋病。碰到这种情况，救助工作者总是直接送往医院，延续生命是救助的最高原则，而能抢救过来的并不多。

　　黑龙江省人大代表翟玉和去年对全国72个行政村的10401名农村老人做了一次调查，发现他们人均年收入只有650元，与儿女分居的比例是45．3％，三餐无保障的占5％，年节饮食与平日无别的占16％，93％的人一年添不上一件新衣，69％的人没有替换衣服，小病吃不起药的占67％，大病住不起院的高达86％，农活85％自己干，家务活97％自己做。

　　南开大学老龄发展战略研究中心主任原新说，老有所养是社会和谐的重要标志。“老人特别是鳏寡孤独老人的养老保障问题，需要各级政府及全社会的关注，而农村老人的养老保障问题更加需要关注。”政府必须舍得花钱

　　很多时候，救助站一片热心送老人回家，而他的亲属并不领情。一次，一位脑内大面积出血的老人被人送到天津河西医院门口。老人生命保住了，但瘫痪了。天津市救助站多方打听到老人是西宁农村的，风尘仆仆地把老人送到村里。谁知，老人亲属说老人出去时是好的，死活不让救助站的人走。

　　救助工作者给当地民政局打电话，民政局把乡里的公安民警请去，还承诺把老人送养老院，这才解了围。

　　按照《城市生活无着的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办法》，流出地政府要对流浪乞讨人员负领回和安置责任，但是在现实生活中难以兑现。

　　救助工作者给县民政局打电话。民政局一些工作人员表示要骑车去调查一下。在这种情况下，财力相对充裕的大城市只能“好人做到底”，把人送到家。“我们也理解他们，都是吃饭财政，没有钱怎么搞救助？”孙林庆对记者说。

　　针对救助站碰到的这些难事儿，全国老龄办副主任袁新立认为，要解决农民养老保障问题，单靠老人亲属不行，单靠欠发达地区的地方财政也不行，国家必须在这方面加大转移支付力度，实行最严格的专款专用制度，推行“政府购买服务”机制，完善农村的社会养老保险、社会养老机构和社区养老服务。

　　有关专家指出，新农村建设不仅要有更多更好的学校、医院，还应有更多更好的敬老院。

　　袁新立认为，政府在直接投资建设养老院的同时，还要重点扶植社会力量兴办养老机构，切实落实水、电、煤优惠价格，落实贴息贷款、减免税收、床位补贴等优惠政策。

　　（新华社上海11月19日电）（黑龙江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