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涌豪

　　超出底线的恶搞频频出现并大受追捧，值得人们作进一步的反思。其间，对批评正当性的滥用恐怕是一个重要原因。在有些恶搞作品中，我们看不到将理性作为人性核心的真正的批评，能看到的往往是刻薄的挖苦，和一味由着性子的求爽与使气

　　批评是人特有的认识行为，依托理性的批评更是构成人主体性的根本，是一个人文明程度的标志。要积极倡导符合当代知识论公义的文明的交流原则，提高中心人群的人文修养和德性发扬精神守护的自觉意识。这样才能让他们明白，发言并不等同于发泄，讽刺也不能代替思考

　　应该积极重视并大力开展“媒介教育”。现代社会，人们享用传媒的机会在扩大，但这并不意味其正确认识、有效利用和批判接受传媒的能力就一定在提高。当此信息爆炸信疑杂出的时代，如何养成对“媒介环境”这个“间接现实”的真实性的质疑，提高媒介环境下人的理性自律和自由认知，应该是一个必须认真思考的问题

　　一段时间以来，网络恶搞成为时尚。本来，这是一个意义中性的行为，一概视为无聊或恶作剧，不免望文生义。但一些人任意踩踏底线，甚至恶搞英雄人物和红色经典；一些网站专事猥罗下作，甚至拼凑高手榜单和爆笑大赛，就不免引起人们的忧虑与反感。对此，相关的批评文字已有许多。

　　由于恶搞渐成风气，并已对青少年人群造成不良的影响，广电总局近期拟出台相关条例予以监管，博客实名制的讨论也已正式开始登场。但基于互联网的特殊性，一刀切的做法显然不再可行。为使相关政策法规能够得到最广泛的认同和最切实的实施，认真反思恶搞成风的原因，作出更有针对性的应对，无疑是一件十分紧要的工作。

　　说到反思，不得不首先要提及与恶搞相对的正当的文艺批评，换句话说，我们的文艺创作、文艺批评及各种形式的文化创造，首先就应该直面自身存在的问题。那种僵硬无趣的主题先行和泛意识形态化，那种脱离实际生活和人的真实感受的伪高雅与伪伤感，还有现如今正大行其道的资本与技术合谋，以及由这种合谋造成的对意义的摒弃与淡化，都使得我们的文化产品，不同程度存在着不真实甚至反真实的倾向，有的长期以来没有得到主流舆论的直率批评和有效抵制。相反，在各种现实利益的驱动下，曲予宽容褒扬溢量的现象倒时可见到。由此使得一些人沉浸在被小圈子认同的良好感觉里，艺术的敏感不见了，才情如手中沙一样流失，虚骄之气却日甚日满，乃至全无接受不同意见的风度，肯认多元价值观的器局。

　　这才有了一批不甘心做沉默大多数的年轻人，通过网络这个虚拟空间和自由平台，对其做剔肉见骨的辛辣讽刺。其中不乏精到的见解和建设性的褒贬，霹雳手段的背后，有平民化的菩萨心肠；故甚其辞的反讽，让人触摸得到一个时代的体温。至于有的抱着“只有耐搞才是经典”的挑战姿态，从想象力到技术手段，尽情展示个人才华并终获肯定，更显示了一个开放社会，人们宽松的认知态度和成熟的文化心态。

　　当然不可否认，在热闹的上传共享中也可见泥沙俱下。上述超出底线的恶搞频频出现并大受追捧，就值得人作进一步的反思。其间，对批评正当性的滥用恐怕是一个重要原因。

　　应该承认，批评是人特有的认识行为，依托理性的批评更是构成人主体性的根本，是一个人文明程度的标志。但遗憾的是，在有些恶搞作品中，我们看不到将理性作为人性核心的真正的批评，能看到的往往是刻薄的挖苦，和一味由着性子的求爽与使气。不久前发生的故意推举陈凯歌为绿色环保人士，就是一显例。由此从认识上取一种是怀疑主义的态度，在方法上认同相对主义，价值观上时或虚无，言说方式又多诡辩，这使得这类批评很容易越过理性的边界，成为一己情绪的放滥与宣泄。

　　至若在民主参与的名号下，对个体自由的误解，也是造成恶搞蔓延的重要原因。虽说“法无禁止即自由”，但一些人任意夸大当代文化中的后现代征象，以为文化的圣人时代已经结束，于是任张“无权者的权力”，从心所欲且逾矩，既颠覆偶像，解构经典，复出恶言，用损招，以带浆带水的深毁曲诋，来成就一己渎神的快感，乃至“让他死得难看”的促狭。结果娱乐了自己，却损害了他人。前一阵网上将赵丽华的实验诗恶搞成“梨花体”，就是一例。至于恶搞唐诗和童谣，更凸显其情趣的粗鄙和敬畏感的缺失。看似有足够的自由，背后无不受着习尚的辖制，扩散着不能自主的精神的孤单。

　　鉴于上述恶搞的复杂成因及多样化表现，光痛心疾首地责难显然没用，健全相关法规的同时，做正面有效的引导才是正途。为此，要积极倡导符合当代知识论公义的文明的交流原则，提高中心人群的人文修养和德性发扬精神守护的自觉意识。这样才能让他们明白，发言并不等同于发泄，讽刺也不能代替思考，进而明白虚无不是对当下存在的反思，理性才是主体价值的核心。

　　我们无意于说网络空间一定不足以形成理性的交流，也不否认个人化的自由表达有时候也有助于不合理现象的克服。我们只是说，不应该让网络仅成为意见的自由市场，并使恶搞沦为“哄客时代”众声喧哗的话语狂欢，因为它实在不足以诞生真正有原创意味的思想，并获得高过它竭情否定的对象所已经获得的赞扬。

　　与此同时，还应该积极重视并大力开展媒介教育(MediaEducation)。在西方，这种教育早在上世纪初就被引入课堂和社区，80年代，联合国科教文组织还专门发布过《媒介教育宣言》。现代社会，人们享用传媒的机会在扩大，但这并不意味其正确认识、有效利用和批判接受传媒的能力就一定在提高。当此信息爆炸信疑杂出的时代，如何养成对“媒介环境”这个“间接现实”的真实性的质疑，提高媒介环境下人的理性自律和自由认知，应该是一个必须认真思考的问题。这样我们才能剔除恶搞的杂质，才有可能让年轻人在PS图片、Q版文字或FLASH动画的多方交攻中，获得一种正确判断的科学视角，从而心悦诚服地走向对责任的担当和对社会道义的维护。

　　(作者为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导，上海高校都市文化E研究院特约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