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帮盲人“看”电影
张泉灵：您好观众朋友，欢迎来到《新闻会客厅》。很多人都把看电影当成一个乐趣，但是今天咱们换一个方式，你想象一下，今天你看一个电影，但是你把眼睛闭上，你用耳朵来感知一个你从来没有看过的电影，你能不能看懂呢？我相信你不敢肯定。但是在很多人看来，他们必须用这种方式来看电影，他们是盲人。
这里是专门为残疾人提供能力培训的北京红丹丹教育文化交流中心，在这间不足20平米的放映室里，除了电影讲述者，台下的所有观众都是盲人。 与其说他们是观众，不如说是这是一群特殊的听众，因为除了人物对白，电影里的所有画面信息都是他们靠耳朵获取的。
采访观众：好像心中长了一双眼睛一样，也能看电影。
采访观众：就想在电影院一样，我特别爱听。
采访观众：蓝天白云，就像真的能感觉到。
给这些盲人朋友带来快乐的就是这位电影讲述人，大伟老师。
从今年夏天开始，大伟老师每周六两个小时的电影讲述时间，让很多想看电影却因为视力障碍无法实现的盲人朋友拥有了欣赏电影的机会。为了能够及时赶上大伟老师的电影，很多住在郊区的盲人朋友早上四五点钟就出了门，一般人需要一个小时的路程，他们花上三到四个小时也不觉得麻烦。对于平时不爱出门的盲人朋友来说，这样的举动不得不让我们产生疑问，大伟讲述的电影究竟好在哪里？他的特殊之处是什么呢？
张泉灵：我们今天会客厅的客人就是给盲人讲电影的大伟老师和他的妻子郑晓洁，欢迎你们。我特别想问一下大伟老师，我做了一个考证，不知道准不准确，我们考证下来您好像是第一个给盲人讲电影的人，是这样吗？
大 伟：在国内是这样。
张泉灵：怎么想到这件事情的？
大 伟：因为我们做的时间比较长了，一直做残障人这方面的工作，当我们专业做这方面的工作以后，盲人朋友到我家里来，我就想起来用家庭影院给他放一部电影，那次放的是《终结者》，还是英语片，讲完以后我想不到他非常激动，把我抱起来在地上转圈，在那儿喊第一次享受这样的东西。从那儿以后我自己挺震撼的，我就做了好多社会调查，问了好多盲人，没有一个说不喜欢有人给他讲电影，而且特别渴望。
张泉灵：刚才我们跟观众朋友介绍郑晓洁女士是大伟老师的妻子，其实她还有一个身份，就是在给盲人讲电影的文化交流中心里，你是他的领导，你是那个红丹丹文化交流中心的头是吗？
郑晓洁：对，我是这个机构的法人。
张泉灵：给盲人讲电影是您指挥他做的还是他鼓动您做的？
郑晓洁：其实这是我们一个共同的愿望，有了这样的想法以后，在2005年7月份的时候，我们就尝试了一次，先限定在15人到20人之内，但那个时候大伟老师还没有什么经验，我们在摸索，有的时候为了去讲我怎么能让盲人理解，星期天的时候，我就领着他从我们家一直走四站地公共汽车，他就闭上眼睛，我领着他在边上走，感觉盲人，然后他再回到他的感觉讲电影的时候，他讲的内容和盲人的理解度就越来越提高了。
张泉灵：您告诉我，当您的妻子领着您走四站地的时候，你闭着眼睛感觉到底有什么不一样？
大 伟：正常人体验盲人的状况，首先他是感觉到害怕，走路的时候他就很小心。还有一个，想了解周围各个方面的信息，他想知道这个路面平不平，想知道前面有没有坑，想知道会不会撞到别人，会不会撞到树和电线杆子，就是有人领着明知道不会撞到，也会有这种感觉，我的感受不一样，我们一般人只是停留在害怕这个层面上，但实际上对于盲人来讲根本没有害怕，他更深层次的是获取信息和健全人相比他的不平等。对于盲人平等参与生活，对于他的享受生活、参与社会生活就有非常大的影响，也就是说由于视觉信息的丢失，影响了他们聪明才智的发挥、能力的发挥，还有就是平等参与社会的机会。
张泉灵：今天做这个节目，昨天晚上我做了一个试验，我让我先生把眼睛闭上，一块看电影，我给他讲，我原来以为这个事情是一个简单的事情，我从一个专业的主持人可能做这个事情特别容易，我就给他讲，后来我发现这个事儿挺难的，因为经常这部分的情节还没有讲完，他们的对白开始了，妨碍我自己听对白，我不知道你们怎么解决这个问题？
大 伟：在你讲电影之前一定要看两三遍。电影的镜头语言有的时候太概括了，而且速度非常快，在这种情况下你要是对它的一个镜头不了解，就无法去衔接这个故事里边很多的内容，有时候你会觉得是分开的。
张泉灵：所以一个电影你要讲之前先得看上两三遍。
大 伟：对，讲电影应该是这样，我们现在说起这个事儿是给盲人讲电影，但是我们不能说给盲人说画面，这是不对的，再理解得更直观一点就是说，你拿一张照片，这张照片有你家里的一个亲人，这个亲人现在老眼昏花了，他看不到，你会给他讲这个照片是哪年哪月什么时候，边上有谁，什么颜色的房子，什么颜色的背景，他穿的什么衣服，这个人是胖是瘦，在做些什么，反过来你把他放在画面上，就是这样。
张泉灵：可是这有另外一个难度，您说这个我也试图讲过，比如一个喜剧片，刚才放的《宝贝计划》是一个喜剧片，有很多的场面，比如成龙跟另外的人打斗，我看您讲的盲人会乐，如果我讲我很难想象他会高兴，比如这个人进来了，跟那个人打架，打架这个事儿我怎么能让他乐，能感受你传递给他的幽默、快乐。
大 伟：一个电影除了对白有情绪、声音，每个演员的声音有他的特色。再一个就是电影所创造的不光是一个视觉的冲击力，还有声音的冲击力，所有这些声音放在一起，加上你的解说，也就是加上画面，跟健全人欣赏电影基本上应该说是一样的，但是他还有一个不一样的是什么呢？就是他在不看荧幕的时候有一个再创作的过程，就像演员有一个二度创作，他对这个角色有一个认识。你在听电影的时候，你会把所有的视觉信息全都勾起来，在你描写一个很美的画面的时候你是想象要多美有多美，这样一来，听电影不光是盲人能感觉到这里的吸引力，健全人也是一样的。比如说有记者问我，你讲电影盲人都爱听，换一个人，比如小崔到我们那儿去讲，他说小崔没有大伟讲得好，其实在你刚接触讲述的时候，你不是在讲电影，你是在说画面，不是说大伟讲得有多么好，是因为大伟第一了解盲人需要什么，第二是人家电影拍得好。
张泉灵：您练到现在这个层次，花了多长时间？
大 伟：现在讲了有几十部片子了，这几十部片子讲时间长了以后，我就觉得在讲述的时候尽量不要在对白的时候讲，如果现场音响效果能够分开的时候你可以尽量多说，因为声音不重叠，要是在一起的时候就要注意叠加声音，这个过程我觉得是一个熟练的过程。
张泉灵：有多长？
大 伟：有一年多了吧，将近两年了。
张泉灵：您帮他练吗？
郑晓洁：是的。比如在家里，晚上安静以后要先看两遍，有时候我在身边听，比如他讲我没听懂，我会问他那个动作是怎么回事，这个人是胖的还是瘦的，我会提醒他。
张泉灵：您蒙着眼睛听？
郑晓洁：不，我不看画面，比如讲《宝贝计划》的时候，他讲有个女孩子穿着大面包的模型去发卡的时候，推销卡，他就会说他穿的是一个食品的模型，后来我就说，比如说你可以告诉他就是穿着面包的模型，盲人一下就会听懂了，所以我经常会在这方面给他找茬。
大 伟：她老是给我提一些问题，比如说这个季节，这个电影讲是在讲，这是什么季节，有的时候会忽略这些信息，时间、地点、人物在讲述的时候，有的时候为了说清一个事儿倒说不清楚，这种情况是有的，慢慢到现在来讲就好一些了。
张泉灵：从讲电影这件事情，我们发现其实盲人真的很需要他们身边的信息，他们希望了解更多的东西，在这点上，郑晓洁和大伟夫妇一直在帮助他们。
今年的10月15号是第23个国际盲人节，在这一天，大伟把电影搬到解放军歌剧院去讲。能够听到他讲电影的盲人朋友不再是有限的二三十人，而是扩大到100多人。
采访盲人朋友：我活了58岁，可以说今天才真正在剧场中欣赏到完整的电影。
对于普通人来说，了解和感触世界，百分之八十的信息是通过视觉来获取。对于失去视觉的盲人朋友而言，他们通过触觉和听觉来感触到的世界只有百分之二十。在我国有一千多万盲人朋友，也就是说在一千个人当中，几乎有八个左右就是盲人朋友。他们虽然失去了视觉，但是却从没有放弃过对信息的渴望。
（盲人朋友感受长城）
盲人朋友： 城墙的砖跟咱们的砖很大不一样。
志愿者： 这比咱们平常的砖大得多了。
盲人朋友：这都像石头似的。
2006年10月14号，郑晓洁和大伟组织50名盲人朋友去摸长城。在很多参与者看来，这个活动让他们心中的世界变大了。
盲人朋友： 原来老说慕田峪长城什么样，我以为就是山坡什么的，来了以后觉得挺伟大的，觉得很感慨。
盲人朋友：喂，我现在在长城上了，我是头一次登上长城，你为什么不跟我来啊。
盲人朋友： 我感到很幸福。我感觉到我也不是残疾人了。
郑晓洁和大伟没有想到，一次触摸长城的活动，竟然会给盲人朋友带来如此大的喜悦，甚至改变了他们对自己的看法。
张泉灵：我是看到他们的笑脸，可我还是不能感同身受，我不是特能理解，因为如果要看长城，它那么蜿蜒曲折在山脊上，我们才能想到它的雄伟，但盲人去触摸，他不也就是砖吗，到底能感觉到什么让他们这么高兴？
郑晓洁：中国有句话叫不到长城非好汉，实际上中国人需要的是精神上的东西，很多盲人上长城，最起码有的盲人朋友跟我这么讲，我的儿子和孙子都不会领我到这里。
张泉灵：因为儿子和孙子跟我的想法是一样，去长城有什么用，看不见。
郑晓洁：对，平等参与生活，怎么让盲人跟我们是平等的，盲人朋友也有权利来长城，他有权利感受这样的环境，像我们2004年搞的活动，2004年我们到了长城上以后，我们的一个盲人朋友站在垛口上深深地呼吸，大口地呼吸，他看不见，他闭着眼睛在那儿呼吸，他站在长城上，深深地呼吸，他要呼吸的是那种空气，而他心里禁锢了很长时间那种心灵的放飞，实际上我们感受的是这样一种我们内心的需求和渴望。
大 伟：我们有一个特点是在我们去之前就跟车友讲了，做了一个相应的培训，志愿者本身来讲，在盲人行走的过程当中应该传递一些什么东西，一个是传递给他视觉的东西。再一个让他去触摸，他对事物的理解，盲人也有盲人的方式，比如刚才的盲人说，长城不就是个土坡吗，到今天我觉得它挺伟大的，为什么伟大呢？志愿者就会给他讲，绵延起伏，在山头上就像龙一样的这样的起伏，他又去摸到这样的砖，这么宽的一个城墙，我在这个上面走，这简直是太美了，有很多时候是健全人忽略了我们自己的感受，我们闻的能力、听的能力和用手触摸，包括对事物的联想能力，我们都降低了，原因是我们有视力，我们没有这个障碍，所以我们就会在很多感觉上不如盲人那么敏感，这样一来，他就身临其境，整个空气的味道，我们可能都不太注意，马路上撒水有味吗，有，草是有味的，露水是有味的，所有的东西都有味道和声音，在这点上我们是落后的，所以作为一个盲人，他虽然没有视力，但是你让他身临其境去体会的时候，他一样能够感受到。如果说你再给他视觉信息的补偿，那他跟你没有区别。
张泉灵：我刚才听两位介绍带他们去触摸长城，触摸神六、神五，我突然有一个意识，我可能真的太不了解盲人需要什么？
郑晓洁：其实他们什么都想知道，他想跟健全人一样获取同样的信息和同样的出行各种活动，他都想要跟你一样，包括我们一个朋友也讲，他在电影院，盲人朋友也到电影院看电影，这是在十几年前的时候，而他一定要坐到中间的位置，跟他们工会要票，一定要坐在中间的位置。
张泉灵：我是工会主席我会觉得挺奇怪的，你坐最后一排也一样。
郑晓洁：对，他说我虽然中间对话的地方听不明白，没有对话的地方就没有声音，他也要做，你们能来，我们也要能来这里面，我也要到电影院去看电影。
张泉灵：他要一种平等的感觉。但是可能他这种表达如果你不了解他的内心深处，会觉得盲人挺各色的。
大 伟：本身健全人跟盲人的差距是比较大的，为什么说大呢？刚才您说家里人都可能很少给他提供视觉信息，我们上次讲了一个电影，叫天使爱美丽，里边有一小段，这是在西方国家，这个老盲人在过马路，艾米丽说带他过马路，过了马路以后大概走了很短的一段路程，她就给他讲了他所路过的所有的信息，比如一个小孩在看狗，一个狗的眼睛在看肉，柜台上什么东西多少钱，某某妇人从身边走过，她穿的是她丈夫生前的衣服，一系列的东西她告诉这个盲人，这个老盲人就一直张着嘴抬着头，好像在获取甘露一样，在听取艾米丽给他的东西，到了地铁口她把他放在那儿，说这是地铁口，你一定很熟悉，艾米丽踩着台阶，像天使一样走了。老盲人没有动，老盲人站在那儿仰望天空，没有台词，除了音乐就是他浑身散放着金色的光芒，他在呼唤上帝，说你派来的天使我见到了，从今天开始我的生活将彻底改变，这就是台词。这点说明什么？不光是中国的盲人，外国的盲人也一样，他希望了解他身边的东西，但是他却不知道身边的东西，也就是他只剩下触摸了，在这种前提下，刚才我们提到的就是信息获取的不平等，他影响了他们的生活质量，这点对于健全人来讲是很容易做到的，也是应该能做到的。
张泉灵：因为容易所以就会被我们忽略。
郑晓洁：我刚才听到您问到这个问题，盲人比较各色，原来我也是跟他们不太熟悉的，刚开始接触的时候，有一天在练习无伴奏合唱，有一个盲人的合唱小组，一个盲人来了以后，他把包就背在身上，不摘下来，后来我们老师就说，你看看你背着包怎么去练唱歌，说让他把包拿下来，他就是不拿，当然老师也挺不高兴的，后来就不来了，他说因为我看不见，我在这里丢过东西，我很信任地把包交给一个人，但是后来就丢了，他是完全处在保护自己的状态，在他没有信息的时候，在信息完全不对等的情况下，跟盲人交流肯定是有困难的，所以我们盲人通常就会给别人的感受就是，这盲人怎么那么多事儿，他拿着东西也不信任我，其实很自然，因为他不知道，他看不到周围，他只能在自己一掌之内的距离来保护他自己。
张泉灵：听您说完我第一次感受，我可能以前从来没有站在一个盲人的角度去考虑过，我的那种感受是完全不一样的。
郑晓洁：前两天晚上八点多的时候一个朋友给我打电话，说郑老师，你马上得来，说我在公交车上被人家打了，后来我就赶紧过去了。到了那儿以后，那个公交车就停在马路边上，就在马甸桥上，他坐在马路边上，110也来了，司机、售票员都在车上，我就问他怎么回事，他说我上车的时候已经没有座了，我拿了一个马扎坐在一个空档中间，很挤，他的胳膊就搭在边上一个乘客的腿上了，恰巧这个乘客是个女孩子，跟她的姐姐两个人坐在那儿，就说你干嘛要把胳膊搭在我腿上，很不礼貌，后来这个盲人朋友说我不是故意的，我看不见，也向她道歉了，双方争执起来，这个盲人朋友一把就抓住这个女孩的头发不松手，周围的乘客觉得很不公平，让这个盲人一定要撒手，不能拽着，几乎要打起来了，这种情况下车就停下了。我过去以后，我看到这个盲人以后问了情况以后，我就上车问那个女孩，那个女孩子也哭，而且头发也很乱，后来我问她怎么回事，她跟我叙述这个情况，我说其实他一上车的时候公交车很挤，如果上车的时候你们要是给他让一个座就不会出现这个问题；再一个，他抓你的头发不松手，你换一个位置你想想，他什么都看不见，唯一的证据就是能够抓住你的证据，他肯定不会撒手，周围的乘客因为不了解这个盲人的心理，一定要让这个盲人必须得松开手，这个盲人就是不松，大家就僵持起来了，从这样一个情节我们能看到很多健全人真的不了解盲人，其实如果你站在盲人的角度想，你就想他肯定不会撒手，他为了要讲清一件事情肯定要抓住唯一的证据。
张泉灵：他撒了手就不知道该跟谁去说了。
郑晓洁：没有了，找不着了，所以他不会松手。后来我跟售票员说，他刚上车的时候拿了一个马扎，他知道没有座，他每次上车都知道自己带一个座，我说售票员，如果你要说一声谁给他让个座就不会出现后来的事情，后来售票员的情绪和女孩子的情绪开始低落下来了，后来就下车赶紧跟这个盲人朋友赔礼道歉，后来大家讨论到夜里十点钟才解决了这个问题。
张泉灵：的确从理论上我们可以知道一个弱者肯定有更强的保护自己的心态，有更强的要求平等的心态，但是真的到生活当中我们不会那么真切地替盲人去想。
大 伟：对，就是因为我们不是盲人。
张泉灵：我们不能感同身受。我一开始看那个片子的时候注意到您那个交流中心还有一个牌子是红丹丹广播之友，那是专门为盲人办的吗？
大 伟：应该说是这样的。
张泉灵：关于这个广播之友节目制作的情况我们的记者也专门拍了一个短片，一起看一下。
2004年，郑晓洁和大伟帮助几个盲人孩子在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开办了《心目看世界》栏目。几个盲人青年自己采编制作的广播节目，曾经在社会上引起不小的轰动。2005年3月，大伟培训的这几个盲人青年又全部通过了普通话一级甲等的测试。
目前，郑晓洁和大伟除了定期组织盲人广播节目主持人培训，还帮助不同年龄的盲人朋友进行法律和职业培训。
张泉灵：应该说广播对于盲人来说跟健全人完全是一样的，但是你们要让盲人自己做自己的广播，做出来有什么不一样？
大 伟：我们力求不一样，要让这个广播能够尽量传输那些视觉信息，比如说这一段声音，或者一个带录音的过程，让他感觉到好像有镜头感，好像我们看到了一个东西，我们在做的时候让盲人听的时候也让他们有这种感觉，当然这个是以后讲电影在前期做的一种尝试性的东西，但是我觉得广播本身就应该挖掘各个方面，甚至于你还可以启发听众的味觉，启发他对一个事物的想象、回忆，甚至于对一个食品的具体的某一个地点，某一个地点的餐厅也好，蛋糕房也好，他肯定会有味觉，在你没有视力的情况下，这些东西都是对你的一个吸引。广播也是这样，所以我希望通过盲人参与广播，是让他们在声音上，或者声音和行为的这种关系上更多地做一些交代。
张泉灵：您原来是在航天部工作，做航天工作的。
郑晓洁：我搞卫星的。
张泉灵：您呢？
大 伟：我是在科学院地球所搞摄影的。
张泉灵：您两位的工作好像跟盲人没有直接的联系，特别您还是搞视觉艺术的，怎么干上这一行的？
郑晓洁：可能是在我生活过程当中有很重要的一个经历，是我在参加北京大学自学考试的过程当中，有一个残疾人朋友，对我能够坚持下来参加自学考试起了很重要的支撑，因为自学考试比较难，经常有的时候会有好几次考试才能通过，所以在我几乎要放弃的时候，我们班一个女孩子是双腿小儿麻痹，因为我们是在北大的二楼，她每次上楼的时候都要用两只手爬着上楼，所以当时给我潜意识的东西，我每次一不想考的时候我就想起这个同学，这样我用了八年半的时间学了心理学大专的专业。后来从航天部出来，以前很长时间的这种潜意识留下来的东西总觉得想要为残疾人做一点什么的时候，这种想法可能那时候就受到一种萌动，我就开始问，我说电视台有没有残疾人栏目，都有什么样类型的节目，后来我关注到没有残疾人的节目，没有，很少，所以后来我就说，是不是自己可以尝试一下，把他们这个故事拍出来，让很多人能去看，因为毕竟从他身上我得到了一种力量，所以我希望把这种力量能够延续给更多的人，所以就开始做这样的一个事情。
张泉灵：但是你们现在这个文化交流中心是一个非营利性的组织，你们俩都干这一行，把原来的工作都丢掉了，你们怎么支持你们自己的生活呢？
大 伟：用各种方法，因为本来我并没有参与这其中，她把我拽进来了，拽进来让我帮忙，我说那我就帮你，但是一帮就不是那么回事了。
张泉灵：一忙就把您整个忙进去了。
大 伟：这下就进去了，生活上就是靠积蓄，甚至于有的时候父母也会给一些钱。
张泉灵：但这不是长法。
郑晓洁：也跟基金会在筹款。
大 伟：重要的还是社会投资。
郑晓洁：社会的人的资助，还有基金会的支持，有的时候盲人朋友来了，知道我们这个情况，会留下十块钱、二十块钱。还有一个让我们特别感动的，到现在我都不知道这位叫大妈叫什么名字，她有一天来了以后拿了一个夕阳红保险的单子，包了一千块钱，放在这儿以后，问这问那，当我们问她的姓名的时候，她扭头就走，周围人都拦不住，社会上会有人有资助。
张泉灵：有没有人对你们俩的方式表示不理解，两个人都不挣钱，一家子都不挣钱，去办慈善事业，有没有人觉得很奇怪？
郑晓洁：有人觉得我们是疯子。很多人不理解你，包括朋友，所有的朋友都不再接我的电话，因为他知道你要找他肯定是要跟他借钱，你的亲人也不想再理你，因为他觉得你跟他还是要借钱，因为你跟他讲你帮助一些盲人，你在帮助一些残疾人，希望跟主流社会交流，为他们创造这样一个平台，所有人都不理解。
张泉灵：我还在想一件事情，我听说现在你们的儿子20多岁也跟着你们在做同样的事情，自己做是一回事情，如果你们的儿子把自己的未来也放在这件事情上，他就肯定没有很高的物质享受，可能会被人不理解，你们愿意吗？
大 伟：也不尽然，因为做公益，目前在国内做公益事业，现在我们的市场大环境还不是很健全，也注定了我们做这样一个行业，在这个阶段是非常难的。在国外不是这样的，因为人家有一个发展的过程，孩子在目前状态下对他的生活，对物质肯定会有影响，但是对他心理，对他心灵的健康，对他性格的塑造是有好处的，孩子还小，他有的是机会可以去学习，去工作，但是目前来讲，他能够知道身边有这么多由于障碍使自己的生活质量很差，而且他又有机会来帮助他们，我们做这个事儿他一直都是很支持的。而且目前这个状况，不会说以后谁做公益谁就要受穷，不是那个意思，做公益有做公益的回报，只不过做公益是做公益的方式和心态而已。现在这个状态是我们比较苦，但是总会有一天，社会机制健全了，而且这方面我们会越做越好的。
郑晓洁：在这点来说我非常高兴，我们俩很高兴，我儿子能够理解，我觉得这是我获得的最大的一种安慰，心里上的安慰。
张泉灵：最后一个问题，也是希望你们两位告诉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作为一个普通人来说，用什么样的方式去帮助盲人，帮助那些残障人是最好的，他们最容易做到的。
郑晓洁：其实我讲一个小的方法，很多朋友，我问过他们，你们怎么知道引领盲人吗，我所到之处都会让所有的健全人都要知道怎么引领盲人，很简单的一个方法就是你站在他前面，把你的胳膊，左边或右面的胳膊给他，作为一个支点，他扶着你的胳膊，就像情人一样，挎着你的胳膊，你带他走一段路，引领他过马路。
大 伟：过去我们有一个小故事，一个盲孩子要到我们办公室来，结果他要过这条马路，马路很宽，没有人引领他，这时候他怎么过呢？他没办法，他把两只手举起来，一只手抓着盲杖，一只手举起来，像投降一样，他的意思是让大家注意他，我要过马路了，汽车不要撞着他，他就往马路对面走，可是他不能走直线，他走的是弯线。这样他就在马路中间转圈，这一转圈，马路旁边的人都在看他，看盲人在马路举着手想过马路过不去，好多人都在那儿很长时间，汽车也停在那儿。最后一个韩国人，说你是不是要过马路，他说是，拉着手把他送过马路，然后把他送到我们办公室。我们现在身边的人很多人不知道盲人最简单的需求是什么，他最简单的需求就是你一定能够提供给他的，又不是说很难的一件事情，这个问题就是说健全人对盲人不了解，他不知道障碍对于一个盲人来讲意味着什么。我希望通过这样一个场合，想感谢我们中心的这些同工们，我们共同在一起工作，为了一个志愿在一起工作的这些朋友们，因为这么长时间他们在我们身边，没有他们也没有我们现在这样的工作成果，也特别感谢社会上给予我们更多帮助的朋友，包括那些不知姓名的朋友，还有那些志愿者们，我特别想通过这样一个场合谢谢他们。
张泉灵：谢谢你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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