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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非论坛期间，由于政府对公车上街的限制，北京显示出了难得一见的交通顺畅。此举重新引发了人们对于公车改革的议论

　　11月12日，星期六。晚上五六点钟，北京的北半城似乎都在堵车。黄咏和一票好友去莲花山游玩，回来时被堵在八达岭高速路进北京的路上，交通广播不断报告各个路口的拥堵情况，一周前北京在开中非论坛时的道路通畅已成为往事，北京又恢复成“首堵”的北京。

　　公车封存一半，交通立时改善

　　11月1日到6日，北京市政府为中非论坛的召开，实施了数项交通管制特别措施。北京人都还记得，这几天，北京的交通状况出奇地好，显现了难得一见的交通顺畅、秩序井然。

　　11月6日上午，北京市政府新闻办公室举行新闻发布会，通报了中非论坛北京峰会期间，交通秩序的整体情况。

　　据介绍，11月1日中非论坛峰会的第一天，长安街及三条环路的交通流量明显下降，7时～19时，长安街和二、三、四环路平均小时流量分别为7345辆、6962辆、6843辆、9758辆，比前一周同期分别下降11.97%、8.97%、5.12%、9.08%；平均小时车速分别为25.3公里、49.3公里、49.0公里、65.7公里，比前一周同期分别提高20.5%、17.4%、8.9%、7.7%。不仅如此，在以后的几天里，各主要道路的平均每小时车流量都在呈持续下降趋势，车速则有着不断的上升。

　　北京交通委员会副主任新闻发言人刘小明，把此次良好的交通环境归结为以下几点原因：首先，北京市政府要求各个单位严格管理自己单位车辆的使用，同时采用了错峰上下班削减交通总量等方式，使得交通总需求得到一定数量的控制；

　　第二，各公共交通服务部门加大运力。公共交通在11月1日～5日共发车66.2万次，比平日增长10%。运送的旅客五天达到了5335万人次，比平时增加了6.7%。 地铁5天运送了1084万人次，同比增加了15.9%；共发车8145列，同比增长20%。

　　第三，有关部门及时通过媒体、交通指示牌，包括手机短信等多种方式告诉市民交通路况的情况，方便市民的出行。

　　虽然调控手段多种多样，但相较以往，人们一致公认，力度最大的措施就是对于公车的封存。

　　据北京交管局新闻办公室主任张景春提供的数据，北京目前机动车保有量已经达到了282万辆，其中私家车就占有200万辆，公共汽车1.8万辆，公车约80余万辆。在政府的重视和各级单位的严格执行下，截至10月31日晚6时，共有49万余辆公车封存入库。

　　封存公车对公务影响有多大？

　　李创(化名)是某驻京大型国企(正部级)车队的司机，他对《中国新闻周刊》说：“我们最早听到的消息是来自国务院。要求我们按照50%、北京市下属单位按照80%的比例封存公务用车。封存车辆的车牌照都会上报北京市交管局，一旦谁违犯规定上了街，会对其采取相应处罚。据说这回中央驻京单位里，被抓住的一共有40辆。”

　　据北京市公安交通管理局原副局长段里仁介绍，在白天北京市三环内路面交通量中，40%为出租车，公交车占不到5%，摩托车1%多一些，剩下的50%多是小汽车，而其中公车大约占了15%～20%。并且，北京公务用车的一大出行特点是在上、下班高峰时段上路。

　　“在众多方面，对于公车的控制是最容易的，同时也将是极其见效的。因此政府把对于它的限制，作为了‘中非论坛’期间交通治理的开头炮。” 段里仁总结道。

　　北京市委党校后勤服务中心主任程锦阳介绍，该校在“中非论坛”期间的公务用车出行基本取消，37部公车，封存率达到82%。余下承担公务的车辆就是接送老师的班车、财务用车、外事用车以及一位校领导的用车，这样使得原有二三十次/天的出车次数降为了两三次/天。李创所在的车队也有30辆公车，“中非论坛”期间有10辆继续使用，分别提供给了总经理以及6位副总，剩下3辆作为紧急公务用车。

　　另据报道，北京市环保局有公车138辆，封存111辆，除执法和应急车外，只有5辆公车未被封存；北京现代汽车集团除了封存80%的公车以外，还主动做员工工作，封存了半数私车，专门租用大轿车用于接送员工。

　　而北京市委、市政府机关大院备案的264辆公务用车被压缩到了50辆左右。机关出台措施：“如果同一个会议、同一个地区需要市委、市政府都去人的话，两家车管部门协调后，下一个派车单，出一辆车，机关人员合乘外出。”

　　程锦阳说：“这一次的尝试，我们的工作实际上一点没有受影响。当然，如果说不便肯定还是有一些，因为出租车票要经过上级领导和车队领导的签字才能够报销。但如果从办事效率上来讲，我觉得一点没有受到影响。因为路不堵了。”

　　“我们一个领导去办事，本来按照常规提前了30分钟出发，但由于交通状况非常好，结果只用了20分钟就到了。”李创对此也有同感。

　　郑也夫是北京大学社会系的教授，同时也是北京市交通委员会专家委员会委员。他认为，通过简单的行政命令封存公车，仅仅只能解一时之困，关键还在于如何把它制度化。

　　在国外，历来不主张乘坐公车上下班，一般均是采用乘坐出租车或公交车的办法。段里仁记得28年前自己第一次出国考察时，一家英国著名的大公司只找了几辆出租车来接他和他的同伴，大家感觉很奇怪，等到了那里才得知，原来公司里只有董事长和总经理才有公车。

　　很多国家和地区对于公车的限制是比较成功的。在香港，对公车采取了严格的控制。17年来，公车始终保持在2000辆，而没有增加过1辆。在新加坡，公车如果要进入方圆62平方公里的中心区，要收取比私家车多1倍的费用。

　　在德国，联邦政府的公车中有相当一部分是租赁来的，就连接待来访外国元首用的奔驰600也是如此。在博茨瓦纳，每逢星期六、日，公路上只有民用车行驶。这是由于该国严格实行只准在工作时间因公务需要才能使用公车的规定。

　　郑也夫指出，要想真正削减公车的数量，需要从整体上厘清关系。公车应严格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即正部级干部配专车，副部级干部不配专车但保证工作用车、上下班派小轿车，司局级干部因工作需要可供车。并且，应当制定一个比较详尽的规章制度，对于其他工作人员的公务出行，政府可以通过实报实销或发放个人交通费的形式来予以补贴。这样，政府就不需要储备这么多的车，并且把更多的空间留给了市场。

　　“当然，政府一定要严格地执行，如果连个科级干部出行也要使用公车的话，我们的公车数量当然会居高不下。”郑也夫说。

　　事实上，“中非论坛”期间各个单位正是这样尝试的。北京市委党校在“中非论坛”期间，大多数领导干部都是使用公共交通的方式出行、办公。程锦阳告诉记者：“同时，我们也打开了一个渠道，就是大家坐公交车上下班以及乘出租车外出办公，学校会给予报销。”

　　据李创介绍，此次“中非论坛”期间，该公司很多领导知道自己已经指望不上公车，于是就根据工作需要，安排好自己的出行，提前预约了出租车。

　　而程锦阳认为，如果逐步削减公车数量，把这部分功能更多地交给市场，是绝对没有问题的。“现在，我们的公车很多时候并没有用于它应当的用途。当公共交通足够发达，机动车已经普遍化以后，公务机动车的缩减就应当提上议事日程。”他说。

　　要节源，也要开流

　　“领导现在大多都有车补，公车一旦减少，他们就会开私家车。”另一方面，李创对于限制公车所能带来的效果并不以为然。

　　段里仁认为要缓解北京市的交通拥堵，就是4个字：节源开流。

　　“对于公车的控制，正是在节源上做文章。但仅仅是节源是不够的，除了节源，还要开流。也就是说，在削减和限制公车的同时，要优先发展公共交通事业。”他说。

　　段里仁还指出，北京市路面交通量的削减，其实还存在着一个更大的潜力，即降低出租车的空驶率。

　　中国是世界上出租车空驶率最高的国家之一，白天的时候是40%，夜晚能够达到60%，而六七万辆的出租车占到了路面交通量的40%，他说：“出租车是公共交通的重要辅助力量，如果我们解决好这一块儿，将会很有效地解决北京市的交通拥堵问题。” (来源：《中国新闻周刊》；王寻）

(责任编辑：黄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