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最近“印客”现象引起了人们一些讨论。“印客”，也称IN客。这个名称，大概来源于我们现在熟悉的“博客”。它是2006年中国互联网的又一新词汇。印客以互联网为沟通、联系渠道，把网民所写的、画的、摘录的任何文字和图片变成具有永久保存价值的个性化印刷品，有的还提供网上销售服务。应该承认，人类天生具有把自己的思想物质化的追求，也就是说，凡有思考和创作，都不希望只停留在虚拟的空间里，而是希望能有一个看得见摸得着的实物。在目前的条件下，使思考和创作成为印刷品是人们基本的追求，因为它的流传和保存是最有现实感的。出书是很多人表达的需求。印客服务虽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出版，但它具备现代出版的基本因素，只是门槛更低。“印客”不用书号，不发行，是仅供自己和朋友欣赏、收藏的印刷物。

　　毕：我对“印客”这个名称比较陌生，但通过有限的了解，可以作一个简单的判断。在当下环境里，应当肯定这种形式的正面意义。在特定时空里，技术革命往往使言论自由的空间得以扩展，这是一种历史进步。人类最初结绳纪事，后来发明了文字，刻在泥版上、甲骨上、竹简上。中国为人类贡献了造纸术和活字印刷，都使人与人之间信息传播的技术手段产生过飞跃。近几十年，信息技术突飞猛进，日新月异，总的特征就是信息传播越来越方便，成本越来越低廉。原来由少数团体巨额投入才能拥有的传播手段，现在大众少量投入就可以拥有。由技术带来的革命，一般来说是阻挡不住的。

　　梁：过去人们希望通过制度变革获得言论自由，引起过一些冲突。但当一种技术革命到来时，人们的希望可能成为现实。对于印客的出现，有人认为，这样的行为违反了出版和印刷等方面的相关规定，“这些印刷物，有名称、有内容、有章节，其实已经具备了内部资料性出版物的条件了，而它却没有严格履行内部资料性出版物的相关规定。”不知你怎么看？

　　毕：立法不可能考虑到还没有发生的事实。从现有的行政法规观察，“印客”现象处于模糊地带。从历史的经验看，在电脑普及之前，中国所有的印刷设备，包括打字机和油印机，都曾受到严格的管制。上世纪50到80年代,只有单位才可以拥有这些设备，并要逐一登记。但是自90年代始，老式打字机渐渐淘汰，个人电脑和打印机走进了千家万户，新式的打印机和复印机合为一体，成为个人办公设备，谁在家打印复印，已经和在书本纸张上写字一样平常。再用行政手段严格管制这些设备，就显得不合时宜了。如果再管制，不但加大了管理社会的成本，而且事实上也行不通。比如复印机出现以后，文字产品的传播就是一件简单的事。现在凡有较大文字需求量的个人家里，都有复印机，它其实已成为日常生活用品。

　　梁：过去，拍摄电影对于一般人来说是一种高不可攀的行为。全国才有十几家电影制片厂拥有电影拍摄权。现在，不但个人可以用家庭DV拍片子，连手机都可以拍片子了。最近法国还举办了手机电影节。这使我想起两句古诗：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

　　毕：在这种情况下，政府如何确定公共权力的边界，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不同的人出书有不同的目的。有的是作为一种留念、一种回忆，属自娱自乐型；有的是为了传播知识、传播思想；有的是为了获得一种社会的承认，譬如评职称、评奖；有的是为了通过销售发行营利……哪些应当由公共权力来规范和约束，哪些不需要公共权力介入和干预，都需要立法、司法、行政部门按照宪法的精神来研究。我以为，可以像对待“博客”那样来对待“印客”。起码那种自娱自乐型的“印客”，政府是无须严格限制的。

　　梁：关于印客的合法性问题，我想将来恐怕主要还是在它的流通问题上。也就是我们经常提到的发行问题。如果不发行，我想问题不是很大。但发行是比较难以界定的概念。印数多少才算是发行？多少算不发行？发行，是一个经营概念，因为涉及税收问题。总之，当一种技术革命出现后，它对现实生活的影响肯定是相当明显的，确实需要我们慎重对待。（梁子民毕文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