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年发表于《广州体育学院学报》上的一篇长6000余字的学术论文，有近5000字与几年前公开发表的另外一篇论文完全一致。据《中国青年报》11月15日报道，这篇涉嫌剽窃的学术论文的第一作者许永刚，系广州体育学院院长。 学术剽窃，乃至原文照抄，早已让人见怪不怪，甚至于，我们由于“审丑疲劳”而失去了批评的兴致。但是，看看这次学术剽窃事件被捅破之后各方的态度吧，简直让人无法抑制胸中的震惊和愤怒！ 第一作者许永刚说，他没有参与这篇文章的写作，是他的一个研究生写的，之所以挂他的名字，“可能是因为不挂我的名字发不出来，学报的专家审稿制度是比较严格的。”我愿意相信许院长所言属实，并有些佩服他的直言不讳——不忌讳以学术“潜规则”来为自己开脱责任。这个“潜规则”就是：学生写稿，导师挂名，下级写稿，领导挂名。不仅为了讨好导师和领导，还因为不挂他们的名字文章就发不出来，因为专家审稿很“严格”，不认文章只认人，唯导师领导的名字是发——这是另一个学术“潜规则”！ 不参与论文写作，连看都不看一眼就同意将自己的大名署上，这种不劳而获与剽窃无异，实为学术之耻辱！而许院长对此的态度如何呢？“这是个好事情，应该去支持”。学术挂名，已然从一个人所不耻的偷偷摸摸的“潜规则”，变成了一种堂而皇之的“好事情”，足可见一些学者的“文品”，已然堕落到了何种地步！ 事发后，《广州体育学院学报》并没打算追究谁的责任——因为涉及到领导。“领导”二字的分量，远远超过了“学术”二字的分量，什么学术规范、学术品格，全都拜倒在“领导”的脚下——这还是一个学术“潜规则”。 被抄论文的第一作者说，对于论文是否雷同，“我们不要去作那个结论”，并一再声称“我们自己处理，以人为本，和为贵”；第二作者说，“我退休了，已经不太在乎这些东西了。”被抄袭者表现得如此宽容和大度，倒让我等局外人的愤怒显得多余。可是，学术成果并不全然是一种“私人产品”，还是一种“公共产品”，因为它发表在公共刊物上，为公众所分享。更重要的是，很多学术研究花的是国家的钱、纳税人的钱，像涉嫌抄袭的这篇论文，就是“国家体育总局社科基金资助项目课题”，这样的课题研究造假，岂能由涉嫌抄袭方和被抄袭方“私了”？照此逻辑，“黄禹锡事件”就是韩国政府和民众无权问、不该管的私人之事了？“私了”，会否将成为我国学术界的又一个“潜规则”？ 一篇涉嫌剽窃的学术论文，让学术界的诸多“潜规则”暴露在我们面前。而我们看到，各方都在极力遵守并维护着这些“潜规则”，谁也不愿去打破它。正是这些阴暗而丑陋的“潜规则”，才给了学术腐败以滋生和繁衍的温床，因而它比学术造假、论文剽窃本身更加可怕，更让人震惊和愤怒。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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