费用不是收给版权局也不是收给文化部

　　主持人：大家疑惑的是国家版权局提出12块钱标准的依据是什么，不知道事先做了什么调研，北京您刚才说要通过多方面的协商来了解研究，现在这块有没有动作？

　　王野霏：这个标准不是国家版权局制订的，也是由权利人的代表来进行调研，他们也到经营场所实地进行考察测算，提出这么一个标准，国家版权局按照国家法律进行公布，所以制订标准不是国家版权局。

　　我们了解到两个集体管理的总部都在北京，他们也在进行积极调研，如何贯彻落实，同时我们也邀请了KTV的经营者，我们也希望他提出一个合适的收费标准和收费办法，这样的话等他们都自认为比较完善之后，我们会邀请供需双方，使用单位和权利人方坐下来围绕两个版本进行协商来统一思想。目前有三个环节或者三个步骤，现在北京仅在第一个步骤。目前来看，北京的进展比较顺利，或者说进展的环境和氛围比较好，双方都本着认真负责的原则来制定自己的方案，下一步我们会组织双方进行沟通。

    12元的收费标准有人认为低，有人认为高，但是要看著作权人集体管理组织经过长期调研，要向它的会员做一个交代，它所收的费用不是为了它自己收的，集体管理组织不能说我收多少钱说了算。收了钱是会员的钱，收了五元或者是一元，那会员也不愿意，凭什么收那么低，会员大会要讨论通过，如果他们不同意这个工作也无法推进，无法推进的话，集体管理组织工作无法推进的话，只能倒退到原来没有集体管理组织的状态，没有人授权几万首歌说不定哪一天踩到雷，别人来告你，一首按照几千元来赔。必须看到集体管理组织这个标准不是凭空拍脑袋出的，不可能低到权利人无法接受的程度。

　　主持人：另外文化部有一个系统“全国卡拉OK内容管理服务系统”，这个也要向KTV收费，有人认为这个系统更强调自愿加入自主选择，更遵照市场操作，更合理一些，您怎么评价版权局的收费和文化部的收费，两者有冲突吗？

　　王野霏：版权局没有收费，文化部也没有收费，他们遵循的都是贯彻《著作权法》。从目前来看，实际上都是围绕着解决如何收更合理展开的。作为版权管理机关，我们认为只要经营者就是使用方和权利方能够统一一致，我们都赞成，成本更低。目前收费比较集中的意见有两种，一种是精确收费，点了谁的歌，这个歌唱了多少次，根据这个歌的使用程度收，这是精确收费，我个人认为是非常合理的，这种精确计算能够精确到KTV今天有没有营业，营业之后有多少有著作权的，有多少没有著作权的，有著作权的究竟给谁。我认为这种尝试非常可喜。

　　目前中国音著协采取另外一种方式交模糊收费，权利人成千上万，整个经营情况不尽相同，他们采取国际上通行的规则，调研经营的规模，有的按面积收，按KTV包间个数收，简单易行，原则是谁解决得好，谁的成本更低，谁的满意度更好，我们都支持。

　　主持人：可能存在一个重复收费，有网友也表示缴纳版权费是合理的，KTV确实在免费使用权利人作品谋取利益，而且免费使用很多年。但是可不可以简化程序？每年收一次费用，不希望每年N个部门向我要钱。

　　王野霏：网友的建议是非常好的，我们主张降低社会成本，同时减轻经营者的负担，不能有多个协会反复来收，也不能重复收。我们建议最好的方式就是坐下来，协会对协会一次性解决，北京的音乐著作权行使就是一年一签，一年一次，在过程当中也充分考虑到营业的情况，充分考虑到其它一些特殊情况。我们觉得都给予了足够的考虑，还是双方沟通比较顺畅的结果。这件事情比较合理的就是大家坐下来谈一个统一的标准，对于会员我们建议一次性收费是不是收费标准更低一些，对于个别的不参加协会不参加组织，从收费的成本来讲比较高的，那是不是收得稍微高一点，这都是具体细则应该充分考虑的。

　　网友：版权局是监督部门，两大协会（中国音乐著作权协会、中国音像集体管理协会）行使收费，有无资质，中国版权局作为监督管理部门又能分多少羹？

　　主持人：这是一个分羹的概念吗？

　　王野霏：这也是一个误解。第一，版权局不收费。第二，版权局也不决定收费标准。实际上谁在收费？实际是著作权人收取版权使用费，性质是这样的。两大集体管理组织收完之后不会给版权部门任何费用，还是要给权利人的。

　　网友：挂靠在版权局下的协会应该是带作品版权拥有者收费的，那么协会代理了多少曲目？有多少家公司授权协会来做这个事情？没有被协会代理的没有授权的，协会凭什么收费？

　　王野霏：这就是如何解决KTV行业授权使用的问题。目前没有一个更好的办法，KTV的经营者不可能面对几千万个著作权人谈许可使用的问题，理论上来讲不可能实现。目前采用的方式是国际通行规则，这个问题在德国、日本都遇到这个问题，我们认为不是一个数学问题，不是完全解决最优的问题，只是一个比较简便的方式，最好由集体管理组织出面，集体管理组织不是它的会员，也代理来收，统一解决收费成本过高的问题，这是一个比较好的解决思路。我们认为不是一个最好的方法，但是目前从操作层面来讲，国际上还没有比这个方式更好、更简单、成本更低的方式。对这个问题既是法律问题，也是一个实际的操作问题。

　　网友：政策在实行过程当中总有一些没有预料到的东西，有些破歌从来没有人唱，这次可以收银子，估计可以养活一帮无能的歌手和写手。当初这个问题有没有考虑到？

　　王野霏：这就是精确收费和模糊收费的区别，精确收费一定能解决这个问题，消费者唱了谁的歌，按照他唱歌的点唱率给费，有些烂歌没有人点就不给他费用，这就是精确收费的好处。模糊收费用更简单的一种方式来解决这个问题，有一个调查，平均哪首歌的点唱率高，有一个详细的分配方案，我们走访了国外，有大量人员调查这个时期这个地方谁的歌被点击得高，再分配上给他多一点。网友和使用方建议别操心了这块，由协会收上来之后决定给谁多少，这是权利人自己的事情，使用方就别操心了。有些名气很大，又没有多少歌，有歌又不被点，从抽样结果来讲被点的少，被分配的金额一定会少。因此两种收费最后的结果大同小异。

　　网友：如果北京出现抵制收费的KTV，你们应该怎么办？

　　王野霏：自03年以来北京市有好几家KTV还是音像集体管理协会没有成立之前，无法得到合理的授权，但是它就使用了，被国际一些唱片公司起诉到法院，每一家都是因为侵权播放没有交费，被法院判决交费。一首歌就要赔五千元左右，发现几首赔几首，发现十首就几万块钱，这种事情在全国很多地区反复出现。我们的态度，最好别做这种抵制的假设，交费有偿使用这是一个法律规定，实际两个渠道，一个是通过司法解决，一个是集体授权解决。推行这种制度实际上既解决权利人的问题，也解决卡拉OK经营者的利益，也是给他们解决一个合理的授权，低成本的使用，也给经营者一个渠道。我们不要说抵制，从目前来看，没有人说要抵制法律，无非是怎么更合理一点，那都是协商能够解决的问题。

　　主持人：2004年有一场版权风暴，2005年又有9家KTV企业被判侵犯著作权，输了官司。这次收费标准出台之后，唱片公司方面是什么样的态度？

　　王野霏：我们想目前推出一个比较合理的和大家都认同的方法是当务之急，目前来看的的确确一旦进入诉讼，通过司法手段KTV输的可能性非常大，而且判别的标准也比较高，这不是一个好的办法。我们想好的办法建立和谐社会，大家都能认可的方式，我们也希望广大的社会和消费者给政府建议，你认为哪种方式更合适，政府择优推进这件事情。从目前来看，两方面来平衡使用者和权利人之间的利益，这是我们工作最基本的出发点。

(责任编辑：秦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