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论批评

　　广州市文化娱乐业协会“叫板”国家版权局，引来京沪等城市的附和，也引来媒体一片叫好。贵报22日社论认为，无论文化娱乐业协会是否有后台，无论此举与之前两部门收费之争是否有关系，该协会的行为都是“恰当的”。关于这一点，个人认为还需要作更详细的分析。

　　因为，如果(纯粹为分析问题而作的假设)广州市文化娱乐业协会的维权行动，是在文化部门的支持下进行的，那么此举就不具备媒体所说的“回归民间角色”、“与权利博弈”等进步意义，它背后仍然是政府职能部门之间的争斗。那将是让人失望的事。毋庸置疑，卡拉OK业主有足够的动机去维护自己的利益，但是文化娱乐业协会在多大程度上受会员意志支配，又在多大程度上受文化局监管？广州文化娱乐业协会已经“非政府化”？这种结论看起来有点证据不足、一厢情愿，下面这一点事实不能忽略，那就是，该协会抗拒的并不是主管它的政府部门。而我们通常说的协会政府化，主要是指它与主管政府之间关系过于紧密。

　　当然，针对卡拉OK收费标准的问题，广州市文化娱乐业协会与文化部门之间的关系属于细枝末节。我同意贵报的观点，认为解决问题还需要有明确合法的著作权利人代表。但是，我认为贵报下面这种想法有失天真:把目前正在筹备中的“中国音像集体管理协会”当成一个良好开端，使之转变为合法有效的著作权利人代表。在这里有一个疑问，那就是，如果“中国音像集体管理协会”已经完成审批手续，它是否就是合理的收费主体？如果它能够获得足够多的著作人授权，它是否就可以被认为有效？

　　可以想见，“中国音像集体管理协会”完成审批手续只是时间问题。而且，这个协会要获得著作人的充分授权，也并非不可能的事情。因为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的审批，必须经过国家版权局的批准，才是合法，这意味着著作人要么放弃自己的权利，要么只能选择这一家。如果上述两个问题都解决了，这家协会进入与卡拉OK行业协商的程序，由此定价收费，这样问题是否就完美无缺地解决了？如果贵报社论中的“很好的机会”，是指这样一条可以预见的道路，那么可以说，卡拉OK收费标准之争，没有突破任何现有的制度之弊。因为，“中国音像集体管理协会”并没有摆脱与国家版权局之间的关系，它仍然很有可能，在实质上是该部门的附庸、传声筒和取款机。

　　有一件事情非常奇怪，那就是，为什么从来没有著作人的代表直接发言？从前起诉卡拉OK的唱片公司此刻到哪里去了？它们对这个面目模糊的“中国音像集体管理协会”到底是怎样的态度，它们之间是什么关系？

　　卡拉OK版权风波在最初就提示了这样一个简单的制度弊病:行业协会与社会团体没有独立身份，过分依附政府部门，以至于不能真正维护成员的权益，实行协会团体组织的基本身份功能。协会团体的审批监管制度不变，这个问题就很难得到根本的、彻底的解决。

　　阿多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