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15日，在河北省平山县平山镇，人们将“问题红心鸭蛋”抬到坑边准备掩埋。

　　在饲料里添加一些“红药”，产下的鸭蛋营养价值高，销路好，还能卖个好价钱。具体说就是红心鸭蛋比普通鸭蛋1斤能多卖1毛钱———保定商人朱来永用这说法和1毛钱差价控制了河北平山、井陉诸多养鸭户。由此收购的红心鸭蛋，进入安新县多个鸭蛋加工厂，经腌制，以白洋淀红心鸭蛋品牌进入北京市场。“红药”的主要成分即是工业染料“苏丹红IV号”（国际癌症研究机构将其列为三类致癌物）。

　　苏丹红对鸭农和当地畜牧业主管部门都是陌生的。此前平山作为一个农业大县，一直大力发展畜牧水产业，但相对牛、羊、猪、鸡、兔五大品系，鸭并没有进入主管部门视线。200公里外大力发展养鸭业的安新县，在品牌优势带动下，鸭蛋供不应求，平山、井陉等地的鸭蛋就此以大大低于白洋淀本地鸭蛋价格进入安新的加工厂。现在，灭顶之灾同时降临了平山、井陉和安新。

　　1毛钱利润与苏丹红

　　警车闪着炫目的灯光冲出了村子。安彦生终于可以松一口气。这是11月15日20点。52年来，这个老实巴交的中年人生平第一次接受警察讯问，起因是他用含苏丹红的饲料喂养鸭子。这天早上6点30分，安彦生在30多位亲朋帮助下，开始捕杀鸭子，蛇皮袋，一袋十几只，1300只鸭子，整整装了100多袋。上午11点，捕杀结束。所有鸭子都被放到挖好的深坑里，浇上汽油焚烧，然后撒上石灰粉，掩埋。

　　1300多只鸭子，就这样没了。鸭瘟、大火烧了鸭棚、自然死亡……这样的结局超出了安彦生和老伴关于灾难的想像。因为从未听说过的一种化学染料，养了1年半的鸭子全都成了被污染的农产品。安彦生想不明白，当初是作为营养品添加的“红药”，怎么转眼就会害人？事实上，在当前乡情下，这样的结局从最初安彦生接受经销商朱来永的建议时就已经注定了。

　　安彦生所在的七亩村位于平山和井陉两县交界处，行政上隶属平山县平山镇，冶河自井陉流向平山，经过该村。冶河常年有水，且结冰期很短，因此很多村民在两岸建起了养鸭场。井陉和平山都是农业大县，但土地不富足，丘陵居多。七亩村全村1060人，共有1200多亩土地，退耕还林后只有800多亩可耕地，算起来每人只有8分地。在村支书杨增元看来，单纯靠种地，也就勉强解决温饱，零花钱都没有。平山镇分管农业的副镇长宋立新提供的数字佐证了杨增元的话：村民年人均收入2000多元。年轻男子多数在附近建筑工地打工赚钱贴补家用，老年人除农忙季节，大部分时间都在家空闲。

　　除去日常开销，根本没有节余的钱。52岁的安彦生看到村里有人养鸭卖鸭蛋赚了钱，于是借了两万元，建起鸭棚，买了鸭苗。之所以养鸭，是因为养鸭不需要技术，又有自然资源。前5个月，只投入没有产出。直到去年9月，鸭子开始产蛋。朱来永出现了。安彦生后来回忆说，朱来永一开始就告诉他，黄蛋不好卖，红心蛋好卖，营养价值高，价格也高。朱来永的身份是保定的一个鸭蛋经销商，冶河两岸的很多养鸭户都将鸭蛋卖给他。他给红心鸭蛋的价格确实比黄蛋每斤高出1毛钱，有时甚至是两毛钱。在不懂行情、没有技术的安彦生眼里，朱来永显然是养鸭权威。“饲料里只要配上‘红药’，加些奶粉，鸭子吃了，肯定能产红心蛋。”奶粉是营养品，20多元一斤的“红药”自然更是高级营养品。就这样，安彦生开始往饲料里添加“红药”，朱来永则负责收购所有的红心鸭蛋，每次他来收鸭蛋，就顺便带来“红药”。一吨饲料加一两“红药”，这是朱来永提供的调配比例。

　　安彦生解释说，养鸭利润很小，鸭苗到产蛋的5个月，纯粹是投入。一斤鸭蛋一般是7枚，一年一个鸭子一般能产300多枚蛋，也就是40斤左右，行情好的时候一斤3.6~3.7元，行情差的时候只有2.5元。按每斤3.6元计算，一只鸭子每年能创造的收入是144元。而一天的饲料成本大约是0.35元，一年成本就是126元。这样算，利润只有18元，还要刨除人工、自然死亡、价格波动等因素。1000只鸭子，风调雨顺，一年能收入1.5万元左右。每斤高出1~2毛钱，一年下来，1000只鸭子就可以多收入4000多元。相比于“红药”的投入，4000多元的额外收入自然划得来。

　　“红药”成了技术养鸭的标识。为了能保证鸭蛋高价好销，掌握了技术的养鸭户自然会保守秘密。这带来的直接结果是，事后相关部门检测发现，七亩村的6户养鸭户中，只有2户使用了添加“红药”的饲料。另外4户显然不知道这一奥秘。

　　不仅是养鸭户，对于苏丹红，所有人都是陌生的。平山县畜牧水产局副局长王志华回忆说，11月12日下午，平山县畜牧、质监、药检、工商、卫生等多个部门紧急出动检查全县所有的养鸭户。由于他们对苏丹红没有专业认识，只能靠从电视中现学来的直观鉴别手段，肉眼观测，打开鸭蛋，看蛋黄颜色。经紧急排查，全县17个养殖户中，发现5户有问题。涉及鸭子5100只，日产蛋185公斤。

　　一开始不知道该如何处置这些涉嫌有问题的鸭子和鸭蛋。样本采集了，检验结果没出来。王志华和同事们有些犯难，只好安排工作人员严守那5户养鸭户，同时封存全县所有养鸭户的鸭蛋，严禁流入市场。更多的没有使用“红药”的养鸭户也跟着倒霉，不管红还是黄，只要是鸭蛋就不好卖了，周围一片严打声。

　　1000只鸭子一天的饲料成本就要350多元，封存等待检测结果的日子，只有投入没有产出。即使将来使用先进仪器检测以后这些鸭子产的鸭蛋不含苏丹红了，也很难重建外界的信任。养鸭户自己都想通了，与其这样不干不净，不如全部销毁现有鸭子，与过去一刀两断，重新上鸭苗。王志华解释说，基于这样的考虑，5户有问题的养鸭户提出将现有鸭子、鸭蛋全部销毁，5100只鸭子随后被全部销毁。

　　客观地说，所有养鸭户都是这起苏丹红事件的受害者。使用了“红药”的养鸭户完全是受骗。王志华举例说，那些使用了“红药”的养鸭户，他们自己也经常吃红心鸭蛋，用红心鸭蛋做卤，放到面条里。

　　一个农业大县的牧业现实

　　因西柏坡而出名的平山县是个农业大县，2005年，牧业产值在整个大农业中占了52％。王志华解释说，平山地处丘陵地带，自然不像平原，纯粹的种植业产值相对较小。牧业实际上在这个县占了重要位置。在县畜牧水产局制定的规划中，牛、羊、猪、鸡、兔成为五大发展品系，其中奶牛、散养鸡、肉羊是发展重点。统计数字显示，2002年，全县羊饲养量38.6万只，牛饲养量35万头，兔饲养量200万只，猪饲养量62.7万头，禽饲养量480万头。在有河流和水库的情况下，鸭子、水产没有进入发展规划。2006年最新的统计数字显示，全县鸭存栏2.775万只（其中小鸭1.08万只，种鸭1000只、产蛋鸭1.595万只），鸡120万只，两个数字有明显的差距。

　　平山县确实有两大水库，一个是岗南水库，一个是黄毙庄水库，还有一条冶河。王志华的解释是，岗南水库是石家庄的饮用水源地，同时也是2008年北京的备用水源地，不允许搞养殖业，自然不能放养鸭子。冶河的上游在井陉，到了平山后，水面狭窄，水量变小，随后汇入黄毙庄水库。黄毙庄水库为平山和相邻的县共有，主要作为灌溉水源使用。冶河的上游，井陉有很多养鸭户，养鸭相对产业化。平山全县只有17户养鸭户，其中16户在平山镇，但都是散户，并没有形成规模，而且冶河在平山一共只有11公里，养鸭场所有限，很难有大发展。因此政府并没有试图大力发展养鸭业。

　　在这样的背景下，很难评价对鸭子的监控力度。平山有完整的动物防疫体系，王志华介绍说，全县23个乡镇建有15个动物防疫监督站，717个行政村，小村有一个防疫员，大村有两个防疫员。市县两级财政每年补贴每名防疫员1000元的经费。所有的防疫员都经过培训，培训内容包括防疫灭病、饲养管理等。每年培训两次，这样的培训开始于2004年，经考试合格后，防疫员才能领证上岗。“单纯靠防疫站的工作人员，很难掌握村子里动物的真实情况，毕竟动物数量是变化的，尤其是鸡鸭。”有了防疫员就不同了，防疫员就是村民，熟悉情况，便于统计监督。这样动物防疫监督站很快就给每个村的动物建立了档案，对所有动物按照免疫程序进行免疫。防疫站每年都要对各村进行防疫密度检查，对养殖场进行集中检查，对散户进行抽检。检查合格的，防疫员才能领到补贴，两次检查不合格，就要更换。这些制度确保了对动物的监控。

　　但说实话，往年的检查更多侧重于猪、牛、羊、鸡。猪瘟、口蹄疫、禽流感这些传染病动物防疫站丝毫不敢马虎。王志华解释说，另一个原因是，平山农村几乎家家户户都有鸡、猪，全是散养，十几只鸡或者一两头猪，很自然，它们成为防疫重点。鸭子的数量很少，即便是朱来永，也只是去井陉收鸭蛋，顺便将与井陉交界的平山县平山镇的一些鸭蛋收走。鸭子就这样被忽视了。

　　在忽视鸭子的同时，饲料同样没有被重视。县畜牧水产局设有“饲料办”，更多时候，它的职责是进行业务上的指导，比如什么品种的动物吃什么饲料，如何配饲料，但却缺乏必要的监督检查的能力。《三联生活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