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盖茨不会在拉姆斯菲尔德跌倒的地方继续跌倒，与拉姆斯菲尔德不同，从情报分析起家的盖茨将更多地从理性的分析判断，而不是从自身的信条出发处理战略问题
盖茨深知秘密行动的长处与短处，秘密行动与美国正规部队的军事行动，尤其是特种作战和突击行动结合使用，在战术上较适合于应对伊拉克和阿富汗的当前局势
美国总统布什不久前宣布接受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尔德的辞职，提名前中央情报局局长罗伯特·盖茨接任国防部长。布什称，接受拉姆斯菲尔德辞职的原因是“五角大楼需要新观点、新变化”。如不出现意外，美国国会参议院军事委员会将会接受这一提名。那么，盖茨能为美国对伊拉克政策和美军建设带来什么变化，这些可能的变化又将具有哪些主观特征、面临哪些客观约束呢？罗伯特·盖茨[资料图片]
将改善与军方关系
盖茨不会在拉姆斯菲尔德跌倒的地方继续跌倒。与个性强悍的职业政客和有着老板作风的拉姆斯菲尔德不同，从情报分析起家的盖茨将更多地从理性的分析判断，而不是从自身的信条出发处理战略问题。客观理性是把握国际局势的关键。在长达20余年的情报生涯中，盖茨能够从对苏情报分析员升任至中情局局长，说明他没有犯过不可原谅的重大情报判断错误，客观理性的分析以及对各种意见的开放态度应该已经成为盖茨的习惯和本能。
盖茨的这个特点将使他避免犯拉姆斯菲尔德犯过的错误，以或黑或白、或对或错的僵硬姿态、从自身的信条出发处理战争和战略问题。盖茨可以说是个身段柔软的平衡高手，曾直接在五任总统手下任职，长期担任中高级国家安全幕僚和高级情报管理官员，善于平衡处理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与各部局、白宫与中情局、中情局分析部门与行动部门、中情局与国会的关系。可以想像，盖茨就任后，美国国防部长与军方将领对话的言路将是开放的，在很大程度上，是这种开放的对话而不是盖茨自身的某种战略设计，将给美国的伊拉克政策带来调整变化。
更加重视“秘密行动”
盖茨将加强特种作战和非常规行动在“反恐”和稳定伊拉克局势上的作用。美国舆论认为，盖茨缺乏“国防管理的经验”。这种看法虽有其道理，但不能忽略的是，尽管盖茨缺乏直接管理大型国防系统的事务性经验，但对于国防管理来说，最重要的是“战略感”或“方向感”，而盖茨并不缺乏这种战略上的方向感。
美国中情局与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的情报机构不同，它是“带牙的情报机构”，是具有行动能力的情报系统，而不是单纯地“看、听和琢磨”，即情报搜集和分析。实际上，秘密行动、情报搜集与分析、反情报是中情局的三大传统业务。秘密行动是在美国政府不直接出面的情况下（如失败，美国政府会否认与某个行动的联系），由中情局实施的隐蔽行动，目的是对他国的国内政治、经济和社会形势施加影响。典型的秘密行动包括操纵他国选举、心理战、经济破坏、暗杀和支持政变等。在阿富汗和伊拉克战争之前，是中情局特工而不是美军正规部队率先进入敌国，执行目标定位和与当地反对武装联络等任务。
至少从上世纪80年代初期担任国家情报委员会主席开始，盖茨就是中情局秘密行动的内部观察者，虽然不是直接的知情人和参与者。在90年代初担任中情局代局长和局长后，秘密行动即成为他分内的职责。秘密行动是具有高度进攻性、往往还带有准军事性的战略行动，对这种行动的熟知，再加上丰富的情报分析和行政管理经验，盖茨的战略方向感应该是不容置疑的。
美国国防部长与总统一道构成“国家指挥当局”，这是美国战争决策和军备建设决策的最高权威所在，拥有巨大的权力。国防部长的经历以及基于这种经历的偏好，会在不同程度上对美军的行为产生影响。盖茨深知秘密行动的长处与短处，例如灵活机动的长处、打击力量和强度不足的短处。秘密行动与美国正规部队的军事行动，尤其是特种作战和突击行动结合使用，在战术上较适合于应对伊拉克和阿富汗的当前局势。
促进情报与作战的结合
由前中情局长出任国防部长，盖茨将带来一种象征性的战略结合，即情报与作战的结合，有可能推动美国军事变革更专注于实质性问题。关于军事变革或军事转型问题，各国学者有各种各样、往往似是而非的说法，其实当代军事变革的关键无非是情报与作战的结合，即把军事系统转变为“情报/打击复合体”，把更准确的情报、更快的决策和更有针对性的行动结合起来，实现更好的作战效果。也就是说，对于军事变革或任何重大军队建设措施来说，战略效果是首要的，达成战略效果靠决策和行动，而提高决策和行动质量的前提在于准确、及时和适当分发的情报，信息处理系统不过是使这些环节连为一个整体的技术因素，并非决定性要素。
在阿富汗战争中，中情局率先成功使用“捕食者”无人机加挂“狱火”导弹实现对高敏感度机动目标的实时攻击，为此拉姆斯菲尔德曾大为光火，认为中情局抢了五角大楼的风头，并随即指令美军加强无人机作战化的努力。盖茨由情报首脑转而掌管国防部，在理论上将有利于使美军的转型聚焦在情报/作战一体化这条轴线上。
面临两大客观约束
拉姆斯菲尔德就要走了，但美国和美军的战略困境并没有随之而去，这是盖茨面临的第一个客观约束：伊拉克、阿富汗首先是政治问题而不是军事问题，是政策问题而不是战略问题。当前的伊拉克局势、阿富汗局势对于美国民众以及整个世界是不可接受的；撤出伊拉克、完全接受失败对于美国总统布什、共和党以及美国战略界也是不能接受的。民心的向背或公理之所在，将最终决定未来局势的演变，这不是战术或技术上的新措施所能弥补的。
盖茨面临的第二个客观约束是美国强大的军工复合体，或者说“军事-石油-金融-工业-政治”复合体。这是美国被困于伊拉克、阿富汗的“越战式泥潭”之际，新一代航母和F-22战机等耗资巨大、对解决当前战略困境毫无意义的军备项目仍然“神奇地”列入国防预算的幕后力量。
客观地说，拉姆斯菲尔德在上任之初曾有意取消海军新型航母项目和大大缩小空军F-22战机的采购数量。然而，在与军种“山头主义”和军工复合体的角斗中他还是败下阵来。
盖茨或任何一个新任国防部长面临的困难在于，这两个客观的约束是相互联系和牵制的：军工复合体的支持对于任何一个国防部长顺利任职都是十分必要的；而对军工复合体的妥协，将在加重美国民众的经济负担、从而加大美国民众反感的同时，大大缩小把更多资源用于伊拉克、阿富汗的余地。盖茨的“战略方向感”和他对美国对外政策连续性的强调，将面临新的考虑。其中的关键或许是如何客观理性地处理近期与远期的问题，如何区分源自军工集团利益的国内问题与真正的国际问题，如何把实际的战略问题与想像的战略问题分割开来。（作者是研究军事安全与战略的学者寒冰龙民）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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