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牟其中、杨斌、周正毅、万平等富豪在荣登胡润的富豪榜后迅速出事，有人便把胡润榜改名为中国“原罪”富豪榜。今年似乎也不例外。这种每年都回出现的现象几乎成为一种规律，而与此同时，欧美和近在咫尺的中国香港，富翁们却以慷慨的慈善捐款方式“散财”。6月25日，世界第二大富豪巴菲特宣布把自己的大部分财产捐赠给盖茨慈善基金，市值370亿美元，这是美国历史上收到的最大一宗个人慈善捐款。之前，纪录由世界首富比尔·盖茨保持，他已经捐赠了260亿美元，并表示将退出微软公司，全力投身慈善事业。用张五常的话说，巴菲特和比尔·盖茨捐出了一个李嘉诚。当然，李嘉诚也不甘示弱，最近也宣布将捐出1/3财产约480亿港元做慈善，成为亚洲慈善界的最大新闻。前不久，另一位香港富豪霍英东驾鹤西游，他捐出的善款总额是40亿港元。

　　相形之下，我们的慈善事业尚处于国家包办阶段。立法滞后、管理无序、效率低下、监督缺位、意识落后、氛围淡薄固然是异常重要的客观原因，但同样不能忽视的是，我们的富豪们还没有建立有益的“散财”意识。

　　美国富裕阶层每年通过各类基金会作出的慈善公益捐助，占美国GDP的9％，远远超过我们0.05%的同类数据。美国慈善事业之所以能够领先世界，其散财之道为核心的慈善哲学不能忽视。比如卡内基就说，富人的财富只是被“临时托管”，最终要归还给社会。老洛克菲勒也持同样的观点：“我受上帝的信任托管他人的财富。”同样的话，在100年后又出诸比尔·盖茨之口：“我将把全部财富用于捐赠，而不是留给自己的3个孩子……我只是这笔财富的看管人，我需要找到最好的使用方式。”所以，比尔·盖茨、巴菲特、卡内基等人，尽管拥有富可敌国的财富，个人生活却相对简单，甚至“穷酸”。

　　这些富豪之所以不愿意将所有财产留给子女，还因为他们都相信，通过努力的工作、非凡的勇气与意志力，每个人都可以致富，实现自己的梦想，其中，“机会均等”是这个“美国梦”的灵魂。这些富翁也因此相信，如果自己将财产全部留给后代，就会造成自己的后代起点高于其他年轻人，老洛克菲勒的好友和顾问弗雷德里克·盖茨甚至告诫老洛克菲勒，如果不在生前以高于聚财的速度散财，他的庞大财产将产生雪崩，祸及子孙。所以出于“保护”后人的考虑，促使这些富豪将自己的大部分财产捐赠给社会，仅给子女留下适当的份额，洛克菲勒还留下一句经典名言：“遗产就如一桶自己一时间饮不完的水，如果留给儿女后辈饮用，日久变质，会使他们拉肚子。”这是这些富豪可敬的地方。

　　今天，我们的社会语汇中，却专门新添了一个词语“仇富”。当然民众并非生来“仇富”，关键在于富豪财产的“正义性”。财富“正义”的原则，一为获得的正义，着眼于财富获取的过程；二是转移的正义，着眼于财富的流动。美国早期的慈善家也有“原罪”，比如卡内基、老洛克菲勒，都有着“强盗贵族”、“吸血鬼”的称号，和中国一些富豪一样，他们的财富获得的正义性备受质疑，但他们转移财富的方式却成为典范，而且创造出了一套完整的散财之道。反观中国当代部分富豪，在财富获取上与这些富豪一样缺乏正义性，在财富使用和转移上却与他们相去甚远，甚至乏善可陈。

　　的确，中国人的财富观与欧美社会差距甚大。比如，中国人就没有为上帝“看守财富”的宗教观念，在财富问题上，我们更为看重的是“家庭”“家族”的共同占有和享用。这样，有关“散财”的问题，其实不是一个人所能够决定的，而是关系到整个家族每个成员的切身经济利益，财富处置权其实都是有限的。还有，屈指一算，中国人的“富裕”神话，也才演绎十来年时间，通俗地说，这些钱财在20年前还一贫如洗的富豪手中还没有捂热，他怎么舍得马上慷慨放手呢？这也是人之常情。但不管如何，今天掌握在个人手中的财富，已经是过去数千年中所不敢想象的，尤其在全球化情势下，财富观的接轨，理有必至，势所必然。

　　大力发展慈善事业，并逐步驱逐我们关于财富的落后观念，在富裕人群中广泛传播财富使用的正义性，是为构建和谐社会之必须。“千金散尽还复来”，是李白在盛唐气象下写出的诗句。现在我们的富豪应该思考的是：君子爱财，固当取之有道；君子散财，也当散之有道。